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

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