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跟我到小冷去！（第2/5页）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 “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裤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挺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抽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满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 ※ ※ ※ ※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插进牛仔裤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流过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