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有条街（第2/2页）

而斯大林时代的人生，虽然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陌生的国度，你却隐隐觉得似曾相识，仿佛有几道日光射到了记忆丛林中阴湿的角落。半夜两点，年轻的萨沙被陌生人带走了。你阖上书，记起小学里的算数老师，平常爱说爱笑爱摸小朋友的头，有一天，被几个穿便服持手枪的陌生人追捕，从楼下追到楼上，到五年四班的教室——你的教室——就从窗子跳下去了。死了。你和其他小朋友兴奋地挤在窗口，探头探脑的，听见大人兴奋地说：“匪谍！是匪谍！”

你以为自己早已忘了的小事，竟然像游丝一样突然在日光里闪了一瞬；你想起高中同学两眼红肿地告诉你，她的哥哥昨夜被陌生人带走了，还带走了他的日记和书。你想起无忧无虑的大学时代里，总是有人耳语什么系的什么人失踪了。你和其他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一样，带点惊讶地说：“真的？看不出来呀！”说完，就忘了，只记得今后要和所有与那失踪者接近的人保持一点小心的距离，大家都这么说。

萨沙白发的母亲在绝望中对一个老共产党员说：“你们对无辜的人，对无力自卫的人举起了刀剑，你们自己也必将死于刀剑之下……你不肯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有人来保护你。”

啊，你的心深深地刺痛起来。当年，你也不曾去保护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在你党化了的思想中，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辜！与国家利益冲突的人没有无辜的，你被教着这么想；但是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究竟是为了谁，没有人教你这么问。你的无知，还有那看不见、说不出的白色恐惧，使你对那总是半夜出现的陌生人不闻不问。

那失踪了的，你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仅仅以人民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斯大林对自己说，“但是，仅仅以恐惧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他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为什么？你问。

“这种爱戴就使人民和历史把他统治时期的种种残酷归咎于执行者，而不是记在他的账上。”

你觉得心悸：事实不正是如此吗？玩弄人民于股掌之间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施以恩，责以威，灌输一点爱戴思想，播弄一点恐怖手段，顺民就制造成了，连历史都可以驯服。可是，瑞巴可夫笔下的斯大林是透明的，你又稍微乐观起来：谁说被愚弄的人民不曾反扑呢？谁说幸免的人不会站起来复仇呢？

你又卷进了阿贝特街的人潮里，在另一堵斑驳的墙上，瞥见了叶利钦的照片。

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冲着你笑，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庞，你想起沈从文的翠翠。她开口用生硬的英语讲话了：

“请你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不应该让叶利钦下台……”

她把一枚叶利钦的照片胸章别在你襟上，很小心的，怕刺到你。你看着她春天一般的脸庞，被阳光刷亮的发丝，那个心底的呼声像忍不住的喷泉：啊！阿贝特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