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春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春气息。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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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

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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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精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

“我说，”她重复着，“我们现在对薪水很满意了。我是年资最深的，每月有三千五百法郎克，初初进来的幼教人员起薪是两千四。”

“这个工资相对于你的付出，你觉得公平吗？”我问她。我知道一个女秘书的月薪大约也是三干五百左右。

她点点头，说：“我们每年还有四到五个星期的休假，不错了。”

“男人可不可以当幼教人员？”

“可以是可以，幼教学校有少数男生，但是，”她思索了一下，“他们都不会变成幼教人员。”

“为什么？”

“对男人而言，一个月两三千块根本不能养家，所以他们必须再进修，成为管理级人才，赚高一点的薪水。”

“那么，安琪，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瑞士，有哪一种‘男人’的工作是起薪两千四的？”

安琪侧着头想了半天，一旁陪孩子画画的安妮也帮着想，半晌，两个人都摇摇头：

“没有这么低薪的男人工作——只有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可能拿这种薪水。”

瑞士，比西德更甚，是“外国人”向往的家园。瑞士人本身不太愿意做的粗工，对于来自意大利、南斯拉夫、西班牙、土耳其的人却是赚钱养家的美好机会，六百万瑞士居民中有一百多万是外国人，比例相当高。

但是幼教人员薪资低还反映了瑞士重男轻女的传统价值观。到目前为止，男女同工不同酬仍旧是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工厂中。一方面，雇主认为男人气力大，作粗工总是应该多得一点报酬；另一方面，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必须负担家计，抚养一家大小，所以薪资应该比女人高。

“换句话说，”我问安琪，“当雇主付给你两千四的月薪时，他就已经算好这是一笔付给‘女人’的、不足以养家的钱，算定你既然是个女人，就必然有个男人可以依靠，这个男人会赚足够的钱来养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制度岂不是在先天上就认定了女人是男人的依赖者？”

“没错，不公平也在这里，”安妮抱着姬若过来说话，“譬如我的姊姊，离婚了，自己抚养两个小孩。在工厂里做工的薪资就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一个月少个五百块，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两个孩子还要依靠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