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土一拍两散   （第2/2页）

四

1999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讷、刻板的男人，过分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他叫苇岸，崇拜美国的梭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我终日枯坐在屋里，翻读苇岸送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我这么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1989年，20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

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无法想象，我的失忆，或北京的失落，与他能有什么关系。默多克先生到北京来了。那时，听说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宽敞的新居。

告别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和儿子邀请我喝一杯。老人和儿子伫立窗前，俯视下面蒙在尘埃中的灰墙绿瓦，还有参差的脚手架、起重机。父子俩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看得出来，他们喜爱北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的胜利。如同60年前访问苏联的欧洲左翼作家站在克里姆林宫上，仰望飘扬的红旗。我们站在新北京的中央，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顶层。底下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兴奋，也离我们很远。在楼顶和楼下之间，横亘着一光年远的心理时空裂痕，它比从中央公园到长安街要更漫长而且遥远。

从未认识海子，他的诗句却给我留下长久的震撼：“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据说，他于1989年3月26日卧轨自杀。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死亡，亦可被理解为对爱的极端表达。我相信一个写诗的农村孩子渴望接纳和爱。我猜想他是腼腆的，土气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没有故事，没有诗，只当了加州亚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译。

这三年里，《金蔷薇》和遇罗克的书我都读了许多遍。父辈和上一代人，或许在高中就读了这些书，有些还经历过类似的故事。因为这些书，我可以直视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我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