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第2/2页)

1989年之后的东欧,民主投票、市场经济、私有化、美式开放媒体、大众文化的普世真理魔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坚固信仰。流行的观念是:哪怕再糟糕、再落后的社会群体,但凡服用过一两贴上述大补药方,就铁定可在短期内峰回路转、鸟语花香。也有例外,比如前南斯拉夫,即便服用了十全大补药,因为拎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终究未能逃脱血溅五百里的惨烈杀戮。

在2004年,我已经比较熟悉俄罗斯,却从未去过乌克兰。我未曾亲身体验过夹带古代哥萨克遗风的豪放、自私与放荡,更不能体会,种族混杂的乌克兰人,连续好几代生活在过分粗犷荒芜的俄罗斯天空阴影下,开拓一小片心灵和精神的空间,是他们多么朴实的渴望。

德国东边的人,不存在姓什么叫什么的问题。他们讲德语,血管里流淌着纯粹的日耳曼血液。但是,他们曾经拥有的自己喜爱的球星、流行歌曲、广告招贴、粗鲁笑话,一夜之间被一扫而光。德国东部弥漫的怀旧情绪,疑似时下中国一些下岗老工人怀念改革前的时光。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完全失去自己一度习惯并赖以生存的话语、群体、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氛围,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在欧洲,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籍归属感到困惑,处于永久的漂流状态。

我是黄种汉族人,生长在中国,德国不是我的国家。对我来说,墙,还有对自由的渴望,都不是陌生的词语。精神和生命的瘫痪,始于20世纪90年代。于是,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似乎用任何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框架,都难以解释这新颖而且史无前例的体验。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在柏林,欧洲的心脏地带,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东、西方分割后又重新聚合的裂口,我呼吸到温情、记忆、幻灭、冷嘲、沧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混浊洪流的某种更悠远而深邃的脉动,它安抚了我无依无靠却贪婪依旧的流浪灵魂。

在柏林,断断续续,我一直待到2008年秋天,经历了个人生活中一些永难忘怀的变故。离开柏林前的那年夏天,我意外看到一大群平素沉默寡言、鲜与他族人交往的中国人聚成一堆,青筋弩张,横眉怒目;挥着小红旗,嗷嗷吼叫,还不时对旁观路人做拳打脚踢状。那段时间,我沉湎于失去所爱的锥心创痛中。

之所以预感到将要降临一场巨型金融风暴,是因为我已逃离美国,这意味着我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将日渐减少。我在柏林也将要从一个优游浪漫的旅行者,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了。我知道在柏林我似乎是待不下去了。

毫无疑问,一个过度自我放纵的时代行将结束。美国的倒塌和“橙色革命”的无疾而终,皆在意料之中。试图分析这段破灭过程的理论建构,恐怕将赶不上倒塌过程自身山崩海啸之力度和速度。而新时代的牛人牛语,会属于那群口齿不清、眉毛眼睛都没太长开的中国青少年?这未免有点不知哪儿跟哪儿。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传媒和品牌产业,它将每代青年人叛逆的姿态高效率地消化为酷潮流。酷还是不酷,跟姓什么叫什么有相同的含义。若是两三代年轻人被动地接受一个虚伪、滑稽而且猥琐的集体身份,他们一定不高兴。因为他们年轻,希望自己酷和性感,并被人尊重。我知道我已不是年轻人。

在同代人中,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大家似乎分散在抛物线的某一个点上,都被甩了出去。从此四散各方,再也寻不到共同追忆并澄清各自真实姓名与身份的氛围和场合。虽然终归没有学好德语,但我从历经劫难、死后重生的德意志民族那里,找到了遥远然而实在的内心共鸣。见识了过度的执着、败亡和废墟,却未曾忘却自己古老的诗歌和语言。民族和文化的身份,不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