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时代的孩子   （第2/2页）

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出来时，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我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我们相互偎依着，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四

后来我去欧洲游历，告别了尤莉亚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区一所普通大学的心理学系。每天上课下课，搭地铁4个钟头，还要打工。她找了个小男朋友，是个学计算机的俄罗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亚总出现各种小危机，抑郁症、厌食症，进过几次医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请尤莉亚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闹起来，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见她坐在洗手间里，脸色苍白，地上有鲜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条幸好不太深的伤痕。

我是中国男人，她是俄罗斯女孩；面对着大写的“欧洲”或者“西方”，我们共同拥有一份羞于承认的自卑和渴望。不过，这种纤细的共同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对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种拉丁化的斯拉夫语文，憋了三五天后，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静古朴的中欧式小街道，与粗犷蛮横的莫斯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尤莉亚能够捕捉到甚至读懂，那些成功“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的捷克人，眉宇体态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的、藏在种族基因里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兴起，一道去参观纪念“天鹅绒革命”的博物馆。可想而知，那些同过去相联系的符号标志，诸如列宁雕像、苏联军服之类，被展示为丑陋邪恶的象征。出来之后，尤莉亚情绪很糟糕。她从未听说过“七七宪章”，戈尔巴乔夫上任那年，她刚出生。她从小爱听的是美国“朋克”摇滚乐。博物馆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广场。四面满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艳俗昂贵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满口酒气的英国球迷，朝尤莉亚吹响口哨。说句不好意思的实话，假如我在随便哪个欧洲城市也招来这么火热而且频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结或痛苦记忆，也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沉湎于无从排解的沮丧与哀伤。

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我们之间不可切断的某种联系。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怀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难听的老歌。只是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匆匆赶往一场盛宴时，发现它已经散场。门卫仍然态度高傲，发给我们准入的名牌——她的写着“漂亮待嫁穷困俄罗斯妞”，我的写着“崛起中国流窜小商人”。我们都不喜欢分派给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过的真诚希望，亦同时烟消云散。

最后一次见到尤莉亚，她已大学毕业，结了婚，戒了烟酒，面色红润，还做过整容手术。可是她告诉我，不想在俄罗斯待了，想再来美国。她说，在俄罗斯，一切已尘埃落定。钱都分光了，抢完了；人心也冷透了，僵透了；也不再学美国、学西方了，以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愿意帮她。

临别，她送给我两样礼物：一本俄罗斯传教士写的《美国的没落》和两张磁盘。那书我翻了，无非是讲国际金融寡头、犹太阴谋，还有险恶的国际势力如何在一个世纪内两次毁灭俄罗斯文明——第一次左翼革命，第二次右翼革命。语言拙劣，立论武断。

磁盘中的诗歌则不同。朗诵者声音浑厚，沙哑，悲怆。多数是叶赛宁的诗，我听了好几遍，几乎重新相信，真正优美语言的复苏，足以战胜任何一种席卷全球的谎言。第二个磁盘上，只有一首布洛克，标题是“我们——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