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小石湾（第3/5页）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斯特里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却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蛳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季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八十一天，孤城困守，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七万五千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三千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上将二，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致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四

同是与城为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历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而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自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将刘良佐的劝降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是个粗人，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但这句大白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达官贵人一般都放达得很，他们有奶便是娘，人家打过来了，大不了弯一弯膝盖，换一副顶戴，仍旧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却没有这样放达，他们要认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我们这位阎典史就特别珍重自己的膝盖，他城破被俘之后，在清军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枪刺穿胫骨，于是“血涌沸而仆”，身子是倒下了，膝盖终究没有弯。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两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丽的《复多尔衮书》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的。

但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历代的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胳膊肘朝里弯，他们对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当会有更多的欣赏。事实上，在那些宁死不折的明末遗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们操着并不刚健的吴侬软语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以彬彬弱质支撑着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绝如缕、凄怨悠长的尾声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这实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这中间，张煌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郑成功合师入江、在南京附近热闹了一阵而外，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跟着鲁王朱以海凄凄惶惶地东躲西藏，后来被清军俘获。但他是个文人，会做诗，字也写得相当不错，即使在狱中，也“翰墨酬接无虚日”。临刑前，有绝命诗两首，又举目望吴山，长叹道：“好山色！”就这样文绉绉的一句慨叹，便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终结性造型。是啊，吴山媚好，黛色空潆，这无疑是诗的境界，自己这些年为国事奔波，何曾好好看过眼前这景致。如今忠义已经尽了，身后的名节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一介文士，最后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间找到归属，也就无憾无怨了。于是张煌言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他似乎并不是走向断头台，而是走入了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总体气韵之中。这样的造型，难怪后世的文人学子们要传为佳话了。反观阎应元，同是慷慨就义，只大呼：“速杀我！”痛快则痛快矣，但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终究显得粗鲁，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因而从人格气韵上讲，也就浅显得多了。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誉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后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