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采访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第5/6页）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要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园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贏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院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