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第4/5页)

陈锡文的说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个前提,当他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时,土地问题回到了原本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时,权威主义就不能在学术问题上存在了,人人都得用论据与事实来说话,也不能不尊重实际的现实经验。

我想起周其仁当初第三句话:“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

老范帮着我编这个片子,到了这个部分有点愁:“你说咱片子有没必要这么深?观众会不会不容易体会?”我也没底,这一期节目就采访一个人,从头说到尾,四十五分钟。

我俩有点发愁,扔下稿子,一起去看陈虻。他得胃病住院,一进门,他坐在沙发上,嫂子正给他洗脚。细条病号服里人有点瘦得打晃,但看到他乌黑的头顶,心里一下宽了。

“怕你病着,你又不让来。”之前我发过几次短信说来看他,他都回绝了。

“我也没让別人来,但他们都来了。”病了还是这么一点不留情面,噎得我。

他说做完手术好多了,过一阵子就能出院,还是有点虚弱,在病床上侧身躺着,说了两个小时业务。给老范解释什么叫“深入浅出”,有位同事跟他说片子不能编太深了,“我妈说她看不懂”。他说:“思想、你、你妈,这是三个东西,现在你妈看不懂,这是铁定的事实,到底是这思想错了,还是你妈的水平太低,还是你没把这思想表达清楚?我告诉你,你妈是上帝,不会错,思想本身也不会错,是你错了,是你在叙述这个思想的时候,叙述的节奏、信息的密度和它的影像化程度没处理好,所以思想没有被传递。”

他问老范:“‘双城的创伤’是你做的吧?”

老范有点吃不准他是要怎么骂,怯怯地说:“是。”

“当初评奖是我主张给金奖的,争议很大,我当时在台里七〇一看的,最抓人的就是‘双城’。大家尽管在看的时候,一会儿说这个采访不能这样,一会儿说那个不对,但是谁也不走,他跳不开。我有一句话,就是片子一定要带着问号行走,不管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是真的。对于记者来说是真的,对于观众来说就是真的。”

老范当年被骂得够呛,听到这儿喜出望外。

我心想:“怎么就不见你表扬我一次呢?”

他头就转到我这儿来了:“柴静这个人吧……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缺点。”

我笑,就知道他。

他接下去说:“但她还是有一个特点的,她不人云亦云。”

刚想百感交集一下,他看了我一眼,当天刚录完节目脸上有妆,他恶狠狠地说:“把眼线擦掉,画的那是什么。”

回头编节目,就从我们自己最大的疑问开始。

我问陈锡文:“城市人可以卖房,农民建小产权房,中央政府不让买卖,有人指责说这是所有制歧视,欺负农民?”

陈锡文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有些反对者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弄明白。北京房价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没有人想去把玉渊潭填了盖房呢?把北海填掉?颐和园填掉?开发商都知道,谁要去招它,肯定是自己找死。这叫管制。”

哪个国家都有管制,国外的农民也不能自由决定土地买卖,该长庄稼的地不能长房子。他在美国看一个县里的土地用途规划图,挂在公共礼堂里,任何人可以提意见,“这道红线在图上一划,土地价格差距至少三四十倍”,这条红线就是管制。

“关键是谁有权利来划?”

“就是啊,你划到线外肯定要跳脚,凭什么?但民主投票,从头到尾你在现场,你都是知道的。大多数人同意了以后,由议会去审议通过,不会出不科学不公平的东西,伤了很多人利益。”

各国政府只有涉及公益性用地时才能出面征地。而判断一块地到底是不是公益性,也不用政府来定。我问:“那怎么判断?”

他说,“这个事是社会常识。”

我一愣,“这么复杂的事靠常识来决定吗?”

他说:“陪审员制度,一堆老百姓坐那儿,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地要干什么,是不是公益。”如果判下来是公益用地,价格也由市场决定。“没有道理说因为是公益项目,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得好处,完了就是我一个人吃亏。”

我说会有人说您这样会鼓励钉子户。他说,“钉子户哪个国家都有,说白了,地贵点好,便宜了才会滥用。”在过去的十一年中,中国耕地的总面积减少了一点二五亿亩,超过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相当部分地方政府土地占到预算外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发展模式停不下来,也与超计划的建设用地供给有关。他的意思是,既然源头在一九八二年宪法给予了政府商业用地的征用权,不必绕远路改革,一步退出就是。

“但地方政府有现实财政问题和官员考核的压力?”

“真正的收入要靠发展经济,不是吃地为生。真正管理好了,土地收益也未见得比现在少,中国的所得税是累进的,人们兜里有钱,税才水涨船高。如果觉得现在的制度哪儿有问题,就改哪儿呀,不能把三十年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法律体系给越过了。”说到这儿,他满面忧患,一瞬间露出衰弱之色。

我问:“有人会问,在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您说的这些是不是太理想了?”

他没正面冋答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征地制度不改是不行的,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从上到下都有卖地的积极性,回过头来再过若干年,后悔都来不及,城市退不回农村去,农地就没有了。”

采访陈锡文时隐隐感觉,不是我在引导提问,是逻辑在引导我,逻辑自会把链条只只咬合,使任何一环不能拆解,这链条就是结构。结构不是记者创造的,记者只是看见它,把它从深埋的泥土里剥离出来。

有人看这期节目我采访陈锡文时,透出政府要逐步退出商业用地之意,几乎是狂喜地打电话问:“是不是定了?定了就可以现金找村支书买地了。”觉得这个热气腾腾的锅盖眼看快被顶开了。

陈锡文在采访中一再强调,只能把乡镇企业的用地拿来直接与企业交易,这块地才占每年出让土地的百分之二,小得很,就像煮沸的高压锅只能先一个小缝散热。

他的话与其说是在警告,不如说是对改革能不能再进行下去的忧虑:“如果土地大量流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只能停下不搞。”担心的是当下的政府管制水平,一旦突然放开,如果与用地饥渴症结合,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很多人看电视听到这儿就有点急了——那这走一步移半步的,走到什么时候去呢?我也是个急性子,做新闻时有一个惯性,想在节目中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想起有个节目拍过一个小朋友,一丁点儿大。他爸教他念课文,说雷锋叔叔在泥地里走路,一个脚窝,一个脚窝的。他问儿子:“为什么是脚窝不是脚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