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总统书[1]（第3/3页）

我们是否就落入了这一处境，总统先生，或者至少您是身在其中了？“印第安人”是否该模仿“牛仔”，或者是否该祈求神灵指点出别的道路？但愿他们所遭遇的悲剧之规模本身足以保证此类悲剧不再重演？但愿他们的悲伤和他们对自身遭遇的记忆足以创建一种更加富有平等精神的纽带，胜过自由的企业精神和双议会的立法机构？如果他们要起草一部宪法，他们或许在一开始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和他们的历史都会让人想起原罪。

如您所知，这可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翻译成日常生活用语，其含义就是：人是危险的。这个原则除了能为我们敬爱的让雅克·卢梭作一脚注外，或许还可以使我们创建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建在其他地方，那至少也要建在我们的国土——这片深受傅立叶、蒲鲁东和勃朗毒害而忽略了伯克和托克维尔之理论的国土；这种社会秩序仰赖的基础更少自我标榜，比我们习惯的更少，但或许其后果也更少灾难性。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关于自己、自己的局限以及自己在世界所处位置的新理解”，而这正是您在演讲中发出的呼吁。

您在演讲的结尾说道：“我们应该找到一种与邻居、与宇宙的新关系，找到这种关系的形而上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道德秩序的源泉。”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形而上秩序，总统先生，那么它也是十分灰暗的，其结构方式就是各部分间的相互漠视。因此，人是危险的这一概念便十分接近这一秩序在人类道德中的显现。每一位作家都是读者，如果看一看您的书架，您就会意识到，您的藏书大多以背叛或凶杀为主题。至少，以人性本恶为前提创建一个社会，这看起来比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要更为保险一些。这样一来，至少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在心理上更安全，如果不是在实际上(实际上也同样可能)，因为其大部分成员，更不用说其间注定会发生的各种意外，都有可能显得更加令人愉悦。

真正的彬彬有礼，总统先生，或许就是不让人产生错觉。“新的理解”，“全球责任”，“多元文化”，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比当今那些民族主义者们的怀旧乌托邦或那些新贵们^{[4]的创业幻想好多少。此类命题无论多么确切，其前提依然是人性本善，依然是人关于自己的这样一种观念，即他要么是堕落的天使，要么是潜在的天使。此类话题或许适合那些为工业化民主制操心的无辜者或煽动者，却不该由您道出，您应该对人类心灵状况的真相一清二楚。}

而您目前的有利地位，我想，不但允许您向人民传授您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对他们的心灵状态多少有所矫正，您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变得和您一样。因为，使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并非您的坐牢经历，而是您阅读过的书籍。我斗胆建议，第一步，最好能在国家的主流日报上连载这些书籍中的某几部。考虑到捷克的人口数，这一点应该能做到，甚至可以下达总统令，尽管我不认为您的国会会反对这项计划。只要把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提供给您的人民，您就至少可以使欧洲中部的一个民族转变为文明的民族。

对于世界的未来而言，这样做要比模仿牛仔好得多。这也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后共产主义，而非这种学说之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如今让您深感忧虑的“对世界的仇恨、不顾一切的自我肯定和利己主义的空前泛滥”。因为，抗拒人心之庸俗的最好办法就是怀疑的态度和良好的趣味，我们可以在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这两者的融合，我们也曾在您的作品中看到它们。如果说一个人的负面潜质会借助凶杀而表露无遗，那么，他的正面潜质则会在艺术中获得最佳体现。

您或许会问，我为何不向我生活的这个国家的总统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建议呢？因为他不是一位作家，他所阅读的东西也大多是些垃圾。因为牛仔们相信法律，他们将民主制简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一片治安状况良好的大草原。而我向你提出的建议却是文化面前的人人平等。您应该作出决定，看哪种方式对您的人民更好，看哪些书更适合拿给他们看。虽说我如果是您，我就会从您的藏书开始，因为显而易见，您关于道德准则的那些知识可不是在法律系学来的。

忠实于您的

约瑟夫·布罗茨基

[1] 刊于《纽约图书评论》，系对该刊1993年5月27日发表的哈维尔先生的演讲稿作出的回应。——原注。译者按：此文刊于1994年2月17日的《纽约图书评论》，原题“Letter to a President”，俄文版题为“Письмо президенту”。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演讲系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所作，后以《后共产主义噩梦：一种交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An Exchange)为题刊出。

[2] “存在意义”一词用的是法语“raison d'ètre”。

[3] “既成事实”用的是法语“fait accompli”。

[4] “新贵们”用的是法语“nouveax ri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