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宽恕的前提
当K第一次与奥尔珈见面时，就对她产生了好感，那是奥尔珈身上温柔、质朴、自然的气质给他带来的舒适感。在K挽着奥尔珈的手臂去赫伦霍夫旅馆的路上，K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尽管竭力地抗拒着奥尔珈体内源源不断传达给他的愉快和甜蜜，这种感觉却滞留不去。
从后来弗丽达的嫉妒来看，K对奥尔珈所抱有的朦胧的情感并非缺乏心理上的基础，只不过在当时，他几乎没有余力去体味、感受这一切，K之所以将奥尔珈一家视为“村里心眼最好的人”，除了巴纳巴斯或奥尔珈那张亲切的脸庞所起的作用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奥尔珈一家正在遭受的噩运与K自己的尴尬处境形成了某种亲和力。
奥尔珈的父亲在城堡中也算得上一个小官员，他是救火会的第三把手，而且还救过他的上司格拉特的命。因此，他们一家与城堡当局的关系要比村里的普通人亲近得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堡当局决定在村子里举行一个救火仪式的庆典，奥尔珈一家欣喜若狂，既然他们将自己视为城堡的“远亲”，那么，城堡的节日也是他们自己的节日，赠送救火车的庆典是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唯一的娱乐活动（不管从什么方面来看，娱乐或庆典实际上就是政治的延续）。阿玛丽亚和奥尔珈穿上节日的漂亮衣服，沉浸在庆典的喜庆气氛中，仿佛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正在她们头上降临的悲惨命运。
命运的无常，或突然性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曾一再出现。它是一头随心所欲的怪兽，随时准备从暗处跃出，给它的猎物以致命的一击。在《审判》中，警察的出现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而在《城堡》中，作者多少赋予这种命运以合理的逻辑性。
当城堡大官员索尔蒂尼那看似威严、实质邪淫的目光落到了阿玛丽亚，这个穿着花边裙子，稚气未脱的少女身上时，奥尔珈、阿玛丽亚、他们的父亲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索尔蒂尼贪婪的目光一旦投射到阿玛丽亚身上，就怔住了，然后“跳过车来挨近她”，而阿玛丽亚居然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与他父亲的年龄一样大的老人。奥尔珈感受到的似乎只有嫉妒。而她们的父亲显得更为荒唐，竟然立即猜出了索尔蒂尼的意图，并领着他的两个女儿迎上前去，供索尔蒂尼挑选（他的疑问在于：他不知道索尔蒂尼看上的是哪一位女儿）。在这里，卡夫卡的反讽带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性，它突然给我们腾开了另一个空间，使人足以看清城堡统辖下居民生存状况的本相。也就是说，居民的荣耀（假如他们还有荣耀的话）只能是城堡的意志。
奥尔珈的父亲将两个女儿带到索尔蒂尼的面前，后者只是恼怒地挥手将他们赶开。这并不是说索尔蒂尼突然收敛了自己的淫欲，而是因为奥尔珈的父亲“没有很好地领会他的意图”，并违反了城堡在对待这类事情时应有的程序——城堡从不巧取豪夺。第二天清晨，索尔蒂尼派人给阿玛丽亚送来了一封“情书”。
关于这封“情书”的内容，小说未作正面描述。而阿玛丽亚出人意料地将它撕得粉碎，只是一时的孩子气。又是孩子气！在城堡疏而不漏的权力网络的淫威之下，人们的自由意志、情感，甚至记忆本身都被滤除殆尽，而惟有“孩子气”成了城堡在行使权力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弗丽达和K的孩子气曾一度使城堡方面伤透了脑筋）。
因为这封信写得十分下流，阿玛丽亚甚至没有勇气再读第二遍。在这封信的末尾，索尔蒂尼这样写道：
你得马上来，要不然，我就……
假如不是“孩子气”发挥的作用，阿玛丽亚很可能像弗丽达或老板娘一样就范。在城堡非存在的废墟上，惟有这种一时冲动的孩子气或不成熟、任性具有隐隐的活力，反过来说，它也足以使我们了解城堡废墟的深度，广度以其基本性质，甚至是奥尔珈也这样向K表白：“至于我，我坦白地承认，要是我得到了那么一封信，我准要去了。”
惩罚开始了。惩罚的方式显然是《审判》的进一步深化。假如说惩罚的前提条件是罪行的指控。那么，罪愆是空缺的。与《审判》不同的是，城堡并没有将奥尔珈一家送上法庭的意思，也没有公布他们的任何罪状，“就像这件事被忘了一样”。律师们提出的意见也仅仅局限于蔑视索尔蒂尼的信，侮辱他的信使，一切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正如罪行不能由城堡当局明文宣布，而应由当事人自己去寻找一样，惩罚也不是由权力机构直接执行，除掉一株毒草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将它连根拔去，或令其自行枯萎。
奥尔珈一家并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流放、关押或杀戮（这往往是古老的庄园主对待犯了过失的奴隶所采取的方式），甚至，恐惧因为缺乏对象而变得空洞。那么，事实上的惩罚是通过什么方式降临的呢？
奥尔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修鞋匠，在“阿玛丽亚事件”之后，开始为失去亲友、邻居而惶惶不安。最亲密的朋友也已远离了他们，连平时走路慢条斯理的雷斯曼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就像是一个逃犯似的，以至于奥尔珈的父亲推开身边的人徒劳地去追赶他——这一细节中的滑稽成分使我们立刻想起了《审判》中的K在通往法院的道路上飞奔时的情景。父亲的修鞋店荒芜了。顾客们争着上门注销了合同，偿付了欠款，总之，村子里所有的人尽一切可能与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甚至连救火会也要求奥尔珈的父亲辞职，并收回了他过去获得的所有荣誉和证书，“谁也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家庭的急骤坠落，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在这里，我们将不无悲伤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小说的一次社会实践。
至少在奥尔珈的父亲看来，上述情形还远远算不上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惩罚的前奏和序幕，他并未失去最后的信心。他的希望和等待的根由，在于一个“决定性的通知”。在此，卡夫卡揭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逻辑，一个自以为深陷罪愆之中的人为了得到宽恕，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寻求宽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并证明罪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所有的动机都指向一个中心：重返体制化。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一个在体制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即是体制的一个部分。一旦他（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恐惧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犯了过失的儿童在面临皮肉之苦和逐出家庭之外两种选择时，他是不会犹豫的。放逐的命运对一个儿童来说毫无疑问是不堪承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尔珈一家的罪过有些类似于“原罪”。由于一个偶然的过失，人类遭受到了巨大的，超越他们承受力的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从宗教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类从此之后的一切挣扎既是一种赎罪行为，又是重返伊甸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末日审判既未来临，人类也就回不去。对于奥尔珈一家来说，“决定性的通知”被送达之前，重返体制，最后的宽恕也就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