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语言孤独(5)（第2/2页）

这种曖昧就像你在心情茫然时到庙裡抽了一支籤，你很希望这支籤会告诉你应不应该继续交往、或要不要投资，可是籤文绝不会告诉你应该、不应该，会或不会，而是给你一个模稜两可的答案。

我有一个学生做金属工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想开店，又怕血本无归，就到庙裡求了一支籤，籤上写着：「董永卖身葬父」，他想：「完了，卖身葬父是很惨的状况。」他跑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因為董永没有钱埋葬父亲，就插了一个草标跪在街上要卖身，后来感动天上的七仙女下凡来帮他，之后他荣华富贵，过着像神仙一样的生活。那麼这支籤究竟是好或不好？

语言的曖昧性就在於此，它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既精确又误导。

再谈回到〈舌头考〉，和〈热死鸚鵡〉一样都是没有结局的小说。

回到中国以后，吕湘一面进行他有关舌头与中国母系社会关联的论文，一面常常跑到街上，继续深一步了解一根舌头所可能在人的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

他有点惊讶於街上行人左眼下那一带两公分宽的肌肉的急速扩大。在短短几星期中已有着坟起而且变成酱红色的趋向，甚至到了肉眼也不难察觉的地步。

吕湘有点不安。他想起平反时那个语调温和的称讚他的干事。他又无端想起在芝加哥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没有离席是否落了什麼把柄。他变得有点神经质，走在东安大街上，一个人笑吟吟过来问路，吕湘像见了鬼一样「哇」地一声跳着跑开了。

他在北京社科院敷衍了事地做了一点言不及义的报告，并没有透露丝毫他从马里兹别克教授那裡得来的啟发以及他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

他匆匆回到了湖南，失魂落魄，一个人站在街角看着行人。

吕湘怪异的行為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呼应了上一篇所提及的，群体文化无法容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為他们猜他得了不治的爱滋病。

乡里中无事的女人们便开始传说吕湘因為长期单身，又上了趟美国，在旅馆半推半就玩了一个妓女，染患了不治的爱滋病。而爱滋病的初步症状就是喜欢站在街上看人，把病传染给八字弱的人云云。

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已经没有人敢靠近吕湘，只敢远远地对他指指点点。这是群体文化裡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眾口鑠金的例证，语言的力量如此大，大到足以鎔化金属。

事实上吕湘还是头脑清醒的，他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一直记掛着全国人的左眼下那逐渐坟起而且发酱红色的一条肌肉，没办法专心继续有关舌头与女性进化的研究。有一次他听说乡裡来了一个台湾同胞访问团，便也跟着大伙跑去看。乡里的人因為怕被传染爱滋病，都离他远远的。吕湘一人大摇大摆走到访问团的巴士前，一个台湾重要的来访者看吕湘气派不小，以為是高干，便立刻摇着「台湾同胞访问团」的小叁角旗，快步趋前和吕湘握手，亲切地叫道：「同志！」

不料，吕湘「啊！」的大叫一声，直楞楞看着这位台湾同胞的左眼下方。不一会儿吕湘就倒地昏厥了。送医不治，死时只有五十叁岁。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结局？

吕湘死后，「留下白发的老娘，每天夜裡手执一把纯钢的大刀在空菜板上一声声剁着」，我小时候确实看过邻人这麼做，妈妈说她在招魂，我不太确定，只记得这件事，就把它写成了吕湘的母亲。「一面剁一面骂道：『天杀的，回来，天杀的，回来。』据说，这是湖南乡下一种招唤亡魂的方法。」

写到这裡，会觉得有点哀伤。我常觉得自己写小说时，就像在幕后操作布袋戏的人，操弄着好几个角色，有时候觉得好笑，有时候觉

得难过。而当我写到这裡时，我会想，吕湘的母亲到底是愚昧还是动人？其实我分不出来。我想到小时候乡间的习俗，是在很无奈的状况下，用一种既像咒骂又像歌颂的方式詮释生命。对吕湘的母亲而言，她唯一的儿子死了，她的儿子走过文化大革命，又从美国回来，却被村人传言得了爱滋病，最后莫名其妙死了，她不得不死命地挥动那一把纯钢的大刀，她在剁的究竟是什麼东西？就留给读者去填空了。

最后，故事还有一段结尾，与其说这是结局，不如说是个寓言吧！

吕湘的手稿也经由省裡的文联整理，发现了他新近有关《舌头考》的手稿。但只有寥寥数十字，没有什麼研究价值。為了纪念，便做為遗稿，刊登在一个不太有人看的文联机关报上：

吕湘同志遗稿《舌头考》：

这个种族连续堕落了五千年之后，终於遭到了惩罚，被诸神诅咒，遭遇了厄运。

厄运开始是从妇人和像妇人的男子们的口舌开始的‥‥

我想说的是一种语言的孤独，当语言不具有沟通性时，语言才开始有沟通的可能。就像上一篇所提及，孤独是不孤独的开始，当惧怕孤独而被孤独驱使着去找不孤独的原因时，是最孤独的时候。同样地，当语言具有不可沟通性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不再是以习惯的模式出现，不再如机关槍、如炒豆子一样，而是一个声音，承载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思想的时候，才是语言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