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年间的老友记（第2/3页）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中央，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这种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招致报应，然而还是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的人啊。可是，没有谁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责任全忘却。

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他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

《宋史》中说章惇“豪俊，博学善文”，文学方面，我们并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迹，这个人毕生心血与精力，都用在“变法”上了，准确地说，用在政治斗争上了。而政治，你当真玩得过它？都当自己是风，其实都不过风中的草。

在新党、在章惇的眼里，苏轼也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司马光早就死了，这股恶气发泄不完，就拿名头最大的家伙下手吧。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总之苏轼以近花甲之年，被一脚踢到了广东惠州。他在惠州呆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热带水果吃够了，还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流传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苏子瞻你还能这么快活！临门一脚，把子瞻老弟踢到了远得无从再远的海南。

说起来，苏轼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处罚状态中哎，好歹要拿出点职业精神来，做出些苦楚不堪状，让上面看着高兴一下，不然不是让人家很没面子么？

何况，客观上日子还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饱，自己采野菜充饥，心爱的女人又死了，早该抱头痛哭了，为什么苏轼就不肯哭给大家看？不仅不哭，还得意洋洋？

章惇的怒火，就在这样的琢磨中，熊熊燃烧起来。但我觉得，内心里，对于老友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他其实是嫉妒的，因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能做到。

这么多年了，苏轼没变，还是那个胆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实，接物太随和，处世没心机的好人，很宽容，很有趣，一个无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很可爱的人。

他曾经以为这不算什么优点，他仰慕的是导师王安石那样的人，高瞻远瞩，杀伐决断，敢为天下先，创不世出之功业。苏轼高才，名头响亮，但也不过是个保守的文人，哪有什么魄力，实不足与自己为死敌。然而，他还是慢慢地对苏轼痛恨起来了。

章惇惊异地发现，苏轼的内心，比自己快乐很多。这个万变的无情的世界，谁能不被它耍得团团转，想坚持点什么，就要咬牙切齿地和它死磕，多累多痛，还是不知不觉被世界改变了模样，变得自己都厌恶起这一个“我”来。

苏轼偏偏就可以不变，忠诚于自己的心，始终护卫着作为一个儒者，一个士大夫的原则，外界多纷扰，内心就有多丰饶，也常常迷惑，惊惧，不知所措，可这些都让他变得更从容更旷达，更可爱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怀大志，抱着献身于一桩伟大事业的决心，却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被愤怒与无力感缠绕着，每一天，睁开眼就要与天斗，与人斗，一边应付明枪暗箭，一边在人身后下黑手……那些人，无论对手还是同伴，都一样的顽固，愚昧，狡诈，让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无法安宁……

他倒要想看看，到底怎么样，能让苏轼真正地垮下来，让苏轼的心中，和他一样，充满戾气与怨恨？

可惜，苏轼收到了他送来的一切折磨，唯独没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厢情愿地相信：子瞻与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对着这颗恶意怎么也无法侵蚀的赤子之心，悲愤地抓狂吧。

哲宗驾崩，徽宗上场，就是那个喜欢画画，球也踢得好的赵佶。章惇曾评价之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极力反对他即位。章惇怎么说也是为赵氏皇朝贡献了一生才智，慧眼识人的长处更是有的，他说得不错，正是端王的轻佻，将北宋的河山早早断送。

因为这层恩怨，章惇被赵佶也贬到岭南去了，世事就是这样无常。与此同时，苏轼正在接到赦免，离开海南，从岭南取道北归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会和老友说什么。倒是他的儿子，也是苏轼的门生章援，写了封哀婉恳切的信给苏轼，替父亲求情。苏轼拿着信，高兴得要命，对儿子苏过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有司马迁之风啊！然后，回信道：“我和你父亲四十多年为好友，虽然中间有些不合，并无损于交情……过去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只论将来……”

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岭南生活的注意事项，嘱咐多带些家常用药，自疗之余，亦可惠及邻里乡党之类。

不知道章惇见到这封信会怎么想，我能了解的是，千年之后，看到这样平常又宽厚的文字，亦能感到东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林语堂感叹这封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他说得一点不夸张。

也就是这一年，东坡与世长辞了。北归途中逝于江苏常州。他终于没能回到家。

那一刻，“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爱东坡的人，生前身后都是那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