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梨祸枣涂注乙

要说出书，除了作者得写好书以外，第一道工序就得算编辑了。编辑很重要，改错、删去冗文、起标题……诸如此类。这里想说的是编辑符号，比如删除，就得把需要删掉的字或句圈上，再标个删除符，但为啥不直接涂掉呢？

这就得说到古人写文校文的历史了。古人在文章中改错，有个名目，叫“涂注乙”。所谓涂，就是直接涂掉，表示删了；所谓注，就是加文字注解；所谓乙，就是标个乙字，表示颠倒顺序（古文是竖排的）。这些东西，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就说，有个神仙看见某人寿数只有十九岁，就拿了他的生死文书，“乃取笔挑上”，说：“行了，你能活到九十岁了。”这个“挑”，就是画了个“乙”，把“十九”俩字掉了个儿，变成“九十”了。

唐太宗让魏征写《四部群书》的时候，专门设置了二十名雠正官负责校对，这就是最早的专业编辑了。后来，唐高宗用散官代替雠正官，试了一段，可能觉得不妥，重新设立这一职位，改称详正学士。看，多好的名字啊。

唐宋时期，编写文章时都要在末尾写上本文改了多少字。《茶香室续钞》中说，唐朝韩愈看完某篇文章后就写道：“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减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那就是改动注解了七十二处。宋朝的进士们写试卷，也要在后面写上：“涂注乙共计若干字。”这是规矩。到了元朝，考试卷子上涂乙超过五十个了，对不起，回家吧您。清代稍微放松了一点，试卷作废的底线是一百个。

那什么时候“涂”变成了圈呢？也是在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说，有些校对史书的史官，经常偷懒，不好好校对，想歪门邪道。比如一本书草草看完，没看出错来，硬要显得自己认真校对了，咋办呢？就把人家没写错的字涂掉，显得自己改过了。例如有“臣僚上言”，就把“上”给涂了，变成“臣僚言”。还有的把“依”字涂了，在旁边改个“从之”。这就是糊弄事儿呢。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在沈括《梦溪笔谈》里。沈括说，有好多校书官，不好好干活，拿了书随便用墨涂掉一个字，再在旁边把那个字又写一遍，造成自己校对过的假象。

为了打击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朝廷特别设立了校书局，要求校书时遇到错字一律用朱笔圈出来再改，还要写上校对者的名字。大概就是从这时候起，编辑校对们就不能直接涂了。

刻字排版是古代出版的另一道重要工序。直到明清两代，木刻还是主要的出版手段。那么，刻字工人能挣多少钱呢？明朝太监刘若愚写了本《酌中志》，其中谈到万历年间破获“妖书”《国本攸关》时，刻字工徐承惠的供述：每刻一百个字，时价四分银。由于刻这本书风险大，得找个僻静处，所以每百字加银五厘。徐承惠刻了这本八百余字的“妖书”，犯了这么大的案子，总共只挣到了约三钱四分银子。

读书的人都知道，同样一本书，有的版本好，有的版本就差一些。在古代，就更讲究版本了。宋朝的叶梦得在《石林燕语》里讲了个段子，说的是有个考官出题：《易经》里说，乾为金，坤为金，为啥乾坤都是金啊？这道题把考生们问得莫名其妙，《易经》里有这说法吗？后来一查，原来所谓的“坤为金”的“金”，实际上是“釜”字。考官看的是福建出版的《易经》，刻字的时候，把上面的两个点漏掉了，所以才有了这道题。图书错漏真是害人不浅啊。

对于宋版书，《石林燕语》有着详尽分析：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汴梁）的版本不次于杭州，但用纸稍微差一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四川和福建的书商追求书刻得快、出版得快、卖得快，所以多采用软木刻版，这样一来，出现各种疏漏，在所难免。可惜，劣币淘汰良币，正因为出版速度快，福建的书，遍行天下了。

福建所出宋版书，最出名的是“麻沙版”。麻沙是福建一个地名，出的宋版书特别多。明朝宣德年间，衍圣公孔彦缙提议礼部收集麻沙版图书，礼部转奏皇帝，答复是不仅搜集，还要摹印；弘治年间，有旨要求福建官员对麻沙版图书进行校正；嘉靖年间，福建官员还特别设立机构，任命负责人，专门校对麻沙版书籍。

为啥麻沙版这么有名啊？因为种类多，这里曾经是宋朝的出版印刷中心，到了清代，这一带还有书坊村的地名。还因为错误多，萝卜快了不洗泥，所以要特别用心校正。

在校正宋版书的过程中，明朝人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宋版书用官府文件的背面印刷。有人发现《治平类篇》四十卷，用的都是元符和崇宁年间的公文背面。“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

这算是节约纸张的环保措施吗？

说到图书的装帧，有记载说，宋版书有一种蝴蝶装，就是将印好的书页从中对折，再把它们粘到书脊上。书一打开，仿佛无数蝴蝶的翅膀。

注意，有考证这种蝴蝶装是不用线订的，类似于今天的胶订，却更加简洁。这样的书页容易脱落吗？不会。明朝看到的宋版书，蝴蝶装历经数百年不脱落。原因就在于它使用的胶，是用楮树汁、飞面、白芨末调和而成的，黏合性很强。后人还有人讲到装订有“旋风页”，清代学者俞樾认为，旋风页也许就是蝴蝶装。

说到书商，古代比较有名的一位书商，是南宋时期钱塘人陈思。很多书中都提到他。他做了一套二十卷的《宝刻丛编》，讲金石文字的，收录了不少前人著作。其中欧阳修的《集古录》，原书缺少收录金石作品的时间顺序，再比如李清照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时间倒是很详尽，缺少的是产地，等等。这位陈思在卖书的过程中顺便搞了个大博览，等汇集成丛编，以上种种缺陷都被他补充得差不多了。做书商做成了学问家，俞樾说，他也是一个“异人”。不过，也有人对他有不同看法。宋末元初的文学家戴表元就认为，原书有存疑，出版商为了通顺，按照自己的猜测率意而改，属于“书之一厄”。

最后说说出版界的终端——书店。在古代，书店不叫书店，有自己的名字——文字铺，或者文籍铺。《梦粱录》里就提到杭州有尹家文字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也许那时候卖书的，都是小书店、街边摊。到了明清时代，才有了书坊一说，规模比较大了。现在卖书的地方，叫书店，甚至叫书城，有的规模超大，就是读书的人不多。2011年，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每年人均读书4.35本。而以色列60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图书行业出现得那么早，斯文败落，数据真有点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