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斯威辛写作（第2/3页）

格拉斯热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表示说：“我的整个一生都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我的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里工作，当我试着描画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时，已经在与这个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况，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比十九世纪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对电话的窃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当成为一个公民，对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他承认，这种态度并非来自文学方面的见解与经验，而是源于迟到的政治见解与经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属性，对人类事务的关注和干预，也即所谓“公共性”，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不如说是在与政治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了促进。

公民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他的政治参与具有党派性，以致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对于那些自称为超政治超党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直接卷入竞选活动，参与撰写勃兰特的演讲稿，进行各种政治辩论和讨论。然而，他从来不打算通过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谋取个人权力，而是同人们一起遏制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议会民主，以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也就是民主政体的社会。格拉斯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说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使民主成为日常的现实是多么艰难，多么弥足珍贵；在由唯一的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允许有任何选择的地方，人们是多么地怀念和向往民主。”然而，从极权主义的政治蛊惑之下走过来的一代，对有关民主的记忆仍然心有余悸。他指出：“社会主义不能由上面来规定，它只能通过更多的民主来实现。现在我们知道，形式上的民主充其量只能保证表面的权利，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公正才能实现它的要求。”在极权主义社会，“民主”往往被演绎为“群众诀定论”，虽然实际上是领袖支配一切，群众则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对少数一小撮人“专政”的工具。因此，格拉斯说，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消除现存的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复辟十九世纪的阶级社会来实现，而必须克服一度成为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使所有的人的平等权利成为日常的实践。但是， 这并不等于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冲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如果在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将政治上的对手都当成敌人来对待，那么这种民主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又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不能让冲突决出胜负，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来，那么，在它开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一一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 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这是一个富于政治智慧的创见。然而，我们并没有学会在冲突中生活。尤其在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之后， 知识界普遍害怕和厌恶正常的思想斗争，八十年代倡言“费厄泼赖”，九十年代大谈“宽容”，而且都一样以反“文革”、反激进的姿态出现，以致不借给坚持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蒙覆魔鬼的面具。事实上，各种批判、 驳诘或论辩从来未曾停止过；而进步的观念和正确的原则， 却往往是通过冲突和斗争得以彰显和传播的。

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l984) 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在一个监控国家里，任何异样的、不满的、反叛的思想，都会在一张透明的组织网络中暴露出来，在没有形成行动之前，即行遭到清除。更可怕的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不是自己的头脑，通过灌输和清洗，思想已统一为“老大哥”的思想。整个国家体现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的特征，没有个人空间，因此也就没有自由冲突的可能性。格拉斯多次赞扬奥威尔的洞见和勇气，在随笔《魔术学徒》中，他这样写道：“奥威尔能够洞察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关于终极目标的咒语，能够证实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能够品尝出加在这种或者那种许诺的粥中的知识分子调料。他从大换班、丧失地位、清除异己、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伪造历史以及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之中看到未来的日全食。他的反乌托邦超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四十年代中期与末期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出版，从直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两部书堪称是一位知识分子向当时的魔术学徒的宣战书。”其实，格拉斯同奥威尔一样地站在“知识分子魔术学徒”的对面，捍卫启蒙的理性、正义、自由和民主，并把所有这些当作“有益的流行病”，通过他自己而使之传播开来。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尽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从事日常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做一个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状况来说，作家总是强调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来，作家不论怎样特殊，都不能把写作和政治分开。也就是说，写作带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认，他的写作语言患了“政治病”。他说，既然他为之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一切政治后果，读者也将同作者一样，带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寻找一种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时即使拿月亮做比喻也会变得阴森可怕。由于他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种貌似拯救文学的意见，即作家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而必须保持距离，不应该重视当下性，而必须追求“永恒”，才不致于败坏文学的风格。在他看来，包括作家在内，在渗透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和鲜血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质疑，可是，如果不彻底放弃距离，就不可能把自己置于真实的位置上。他说：“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只能像室内植物那样在密封的温室里依赖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长，那么，它虽然可以作为艺术的语言保持纯洁，但是遗下的现实却并非是纯洁的。”

文学不是自由的。矛盾永远存在。一种现实总是配上另一种对立的现实。这就是格拉斯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如果说，文学是自由的话，只能使用并保持反抗的权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体的自由。格拉斯对自己的定位为:一个用“窃窃私语的过去时”叙述故事的中欧作家，一个持怀疑态度，在共产主义专政和无限制地进行掠夺位开发资本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政治家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作家写“正面”的东西，“肯定生活”的东西时，他写“反面”的东西，批判和否定现实的东西，不是唱赞歌而是控告和诅咒；当政治家诱导作家如何“克服历史”的时候，他却不断地揭开伤口，不让它过早地愈合。他站在东西方之间，也可以说站在任意一方的边缘，不但不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也不受各种思潮、主义、意识形态的干预，随时发表他对人类事务的批评性意见。格拉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对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