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思想者(第2/2页)

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为了便于控制,德国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国文化总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等七个协会。总会章程规定“必须由国家领导”,因此名为群众团体,实系官方组织;总会及其下属各协会的决议和指示,对会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艺家或是新闻工作者,不参加组织或被组织开除,都意味着停止演出或发表作品,甚至连一张购买油彩的票证也弄不到。苏联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文艺家组织,时间不早不迟,正好在30年代初,这也算得是历史的巧合吧。在苏联大清洗期间,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诗人失踪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亚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国外,不然,即便保持缄默也很难活下来。作家协会对于作家是严厉的。它挥舞无形的大棒驱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恫吓怯弱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有固执的索尔仁尼琴,把天才诗人布罗茨基拒之门外,让他做苦工,流浪,劳改……斯大林以党内最高的领导地位成了文艺界和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许多学术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的命运,都必须通过他作最后的裁决。希特勒和他一样,在德国,也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仲裁者。他们是敏感的,他们确实有能力从隐蔽的地方发现自由思想的踪迹,虽然许多时候神经过敏,被自己虚构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从巴黎发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道:“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皮利尼亚克、科尔佐夫、伽尔询、梅叶尔霍尔德、特列基亚科夫……那么多人,死后多年才由官方恢复了“名誉”,但是他们如何死法,广大同胞迄今一无所知。《大恐怖》一书的作者康奎斯特,于1990年发表关于苏联肃反时期的一项最新统计结果,计数如下:

1.1936年末,已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中的人约五百万: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约八百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被处决,约两百万人死于劳改营中;

3.1938年底,在狱中约一百万人,在劳改营中约七百万人。

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饥荒中被流放、处决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后在1939至1953年间被处决、死于劳改营或被囚禁的人数。希特勒说:“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对于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纳粹当局同样是成批处理的,开始时好像颇宽容,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分期公布被开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达八十四批,共计五千人。爱因斯但、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优秀的种子离开了德国的土地,唯有少数留在国内,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里,思想和思想者陷身于逃避迫害的途中,却依然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冤家路阔。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它是进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古希腊精神、观念与艺术,难道真的是历史残留的余晖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为逃避审查官的审查,曾经一度给自己的诗加了副题,当是译作,于是也就发表出去了。德国雕塑家巴尔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战阵亡战士纪念碑的任务,在巨大而庄重的碑石里,他把战争留下的创伤,悲痛和愤怒深深地镌进去,唯独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现的崇高。当然,这种逃避的艺术、最终还是逃不过纳粹的眼睛,1935年,纪念碑被拆除了。中国的鲁迅,在“党老爷”的刀锋底下写作杂文,变换笔名,使用曲笔和反语,创造了一个平民战士与东方传统和权力社会针锋相对的壕堑战术。他声称,他不做许楮,他得“躲”起来。“为了保持出思的完整,文章发表前,他说;他是自行抽掉了几根骨头,完后再由审查官老爷抽去的。那结果,有时候是连他也预想不到的坏,一篇长文只剩下一个头。无论对谁,幸与不幸,到底是有骨头的。思想就是骨头。

面对无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有人坚持到最后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杀于思想之中,这时,唯有这时才开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这里,思想已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是权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战过后,爱因斯坦拒绝同德国恢复关系,包括科学机构在内,是有着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为在他看来,“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国的托马斯·曼,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举世狂欢,到处是拥抱和祝福的时候,却沮丧地垂下头颅。他借“一个德国人”说出了他深沉的怆痛:“他思忖,这种普天同庆对于德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经受了这种种磨难之后,她还要度过多少黑暗的岁月,多少无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应得的屈辱的日子?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阵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处于无权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权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权话语,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断了。作为思想,它可以被折断,但自始至终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却永久保持着坚硬的质地。只要称得上思想,你便无法置换它,消灭它。正因为思想能够这样以弱质而存在,所以是强的。

但是,在一体化的社会里,思想和思想者毕竟是一个异数,一个变数,其实是极少数,也可以称“一小撮”。尤其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哪怕是开明专制罢,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里的商贩,乐呵呵地唱卖他的货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于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风凛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那么作为一种精神界的现象,它是可疑的。

199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