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 神

椿,老头

凝神干吗?为了看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头,头很大,大得让我难过。他爬在椿树上,用一根带铁钩的竹竿采椿芽。椿芽一蓬蓬掉下,椿芽从老头身边滑过的时候,照绿他的白衬衫。几个小媳妇在椿树下。老头很得意,有点得寸进尺,他又往上爬。这棵椿树是香椿树,这蓬椿芽是香椿芽。还有一种椿树,叫臭椿,学名为樗,吃不得。白老头又把竹竿扎进稀疏的绿影里,椿芽一蓬蓬地掉下来了——这场景,把我从面前推开,其实是回忆把我从面前推开,一下推进比喻之中。

本草纲目,人肉

我先想到小时候——现在成了小时候的比喻。小时候我喜欢植物,这种喜欢与我多病有关。吃多中药,我就知道许多药都是植物。于是,植物成了药的比喻。而我对药的认识,如果有认识的话,不是从我的病开始,却是从一本书——龙葵、淡竹叶、山姜、紫金藤的图画精印在宣纸上,纸质极软极软。极软极软的纸质,软到慵懒,懒到散漫。我捏住它,我把这本书从书橱里抽出,像打开一只抽屉,抽屉是空的:上面的书随即落下,填补作为比喻的抽屉之空。由于有点年头,这本书的纸色灰黄,我翻动着,一如捉住蝴蝶。灰黄色的蝴蝶粉彩扑扑。

蹲在高大的书橱下,一摞横放着的书籍,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我抽掉一档梯级,站在梯上的人或人们纷纷坠落。从一摞书籍里抽出一本,让上面的书落下,这是我的游戏。也可以说是恶作剧,甚至不无心狠手辣——因为我从一摞书籍里抽书的时候,把它想象为一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五岁的时候,我常常会被父母从祖母那里带到他们家过星期天,我觉得父母家的家具都高大阴森,尤其是那只书橱,高大得好像只要一晃,就会倒地。我就常常蹲在书橱下,又兴奋,又恐惧。

因为恐惧而感到兴奋——

夏夜的屋子里听她讲鬼故事一样:她比我大很多,已快小学毕业,夏夜里串门,她老讲着同一个鬼故事,讲到一半(听上去像是一半),就猛一关灯并“啊”地一声高叫(关灯和高叫过后,这个鬼故事也就结束)。尽管这个鬼故事我都能背诵,但还是愿意听她讲,只有听她讲我才感到恐惧和恐惧中的兴奋。我也曾试着给自己讲过,讲到那里,也关灯也高叫,等待半天,就是没有恐惧感,更别说兴奋了。

我打开书橱木门,书橱分为两层,上层玻璃门,下层木门,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书橱形式,仿佛现在时尚类杂志上比比皆是的半裸图片。玻璃门里的书红封面居多,一本一本竖排着,笔挺像那个时代四面八方的美术字。那个时代流行的美术字有三种字体:黑体、仿宋体和新魏碑。仿宋体和新魏碑的笔划虽说有点头脑和波折,整体形象还是笔挺。我的兴奋点在下层——不知父亲是为利用空间还是注意隐蔽,他把一本又一本书横放成一摞一摞,像一只一只关紧的抽屉。像一架架竖立墙头的木梯。

我侥幸抽出的是《本草纲目》,还正巧有“图卷”的那册。五岁的我,认为有图的书就是好书——连环画是我心目中的经典。狗尾草、牛扁、卷丹、小麦、大麦,我把“图卷”翻了一通,觉得李时珍没什么了不起呵,画得不像。他画的马兰,与祖母拌香干给我吃的马兰,我看来看去,看不出是一样东西。我问父亲,这就是我吃的马兰吗?父亲说,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李时珍,我是把他作画家看的:据说他每找到一种药草,就把它画下来。有次他在一个道观里见到一种果子,从没见过,他想采样,道士不许;他想画它,道士不许。道士还把李时珍痛打一顿,说这果子是贡品——后来我上小学,美术老师拿来一只蜡做的芒果,往讲桌上一放,让我们课堂写生,说芒果贡品。那时,我觉得比《本草纲目》了不起的是另外两本植物书,一本《南方常见中草药图录》,由专家与工农兵大学生合著;一本是四九年前版本,周建人编译的观赏植物。这两本书不但有图,还是彩色的。周建人那一本更逼真,因为是照片。

西方人把《本草纲目》看成“中国植物志”,但《本草纲目》里不仅仅只是植物,还有矿物、动物,甚至还有人物。《本草纲目》这本书我有很长时间不敢看它,因为我看到“人肉”:人得某种病后,可以割下大腿上的肉当药吃。太恐怖了,像八九岁时看到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有一阵子,鲁迅的小说我也有很长时间不敢看。现在想想,也真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视作草木,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况且人还比不上草木,门口那棵大桂树,祖父曾在它的影子下饮酒赏月,而祖父早已不在。

葡萄,论语,手稿,唐诗

门口还有一株葡萄。在我读过的小学里,也有一株葡萄,我们发现一条蛇盘在葡萄架上,就把它打死。前几年我路过校门而入,葡萄不见了,原先种葡萄的地方,现在是学生食堂。低矮的屋顶上,一根烟囱又小又细,简直不像烟囱,像一截粉笔头。

孔子曰“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原话是不是如此?反正《论语》也是孔子学生们的记录稿——把东村梨树迁移到西村,都会走样。为什么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为这是药,我想孔子可谓仁至义尽。鸟兽是药,这在《本草纲目》里可见,而更多的是草木——一些草木带着药香,慢慢地袭来,不可名状,其乐融融。一些药香罩住我,当我在植物面前,犹如地图上旅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美丽的国家全像植物园。从这点上看,《论语》和《本草纲目》是一个想法的两种说法。

现代植物分类学像一张地图,伊丽莎白·毕肖普说:“国家的颜色是天赋呢还是可以自选?……地图的着色比历史学家要来得精细。”而考证与描述并不能给我一个有血有肉的国家,这正是地图的特性,它精细,却没有血肉。再没有比地图更为抽象的思想,如果地图是一种思想。地图当然是一种思想,还能看到思维在跋山涉水。

我在国家穿街走巷,并不需要地图,像我地图上旅行并不需要国家一样。傍晚的街道,灰黄色的墙壁肃穆,远处的水是放轻的。一位孩子滚着铁环——我知道这只铁环来自井边的木桶,木桶已碎,而桶中的水还是以一个透明圆柱体不乏可疑的形迹站立那里。那里,是木桶的废墟,孩子的乐园。因为孩子在废墟上拣到铁环——越滚越快,圆形被拉长,仿佛虚拟的时间,也仿佛中空的花坛,中心已被蛀空的花坛。而霞彩的赤色与粉绿流淌着、变化着,未干的画幅,不定的手稿。手稿上都有一种风声——椿树上的风声,我差不多可以返回,但我继续往前几步,就像嫩绿的香椿芽一腌,变黑了。从绿到黑,我看到时间的虚线是大步流星的。最后腐烂。而手稿不会腐烂,因为不定——手稿是生长的草,绿色的、青色的、紫色的:有关农书、有关本草的手稿。草太奢侈,手稿就是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