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1)

我坐在圆谷酒家金色屏风下面。上午它是灿烂的。上午,有跋扈的光线。我与几个人在屏风下面说话,范围大致在天气、男女和时事之间。不经意一回头,我不经意地回过头去,就看到屏风顶端一缕轻盈的灯草。一缕灯草会使我离开这里,并从谈话者中间抬起头来。我抬起头,灯草冉冉。想象的灯草它有比喻的光芒:强烈了,就是芒刺在背,而一旦柔和,就为散步之细线。她的嗓音如一根细线,绕在大伙儿指间,我从这里到那里,像从一座公寓到另一座公寓。更多时候,我是一个人独自坐在圆谷酒家金色屏风下面。到下午,金色屏风上的金色仿佛一堆土黄。光线转弱。因为光线转弱,空间和器物就显得暧昧。我呆呆地坐着,心事若云若烟。也有若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想在金色屏风上画一树红梅。枝干如刀,花朵如雪,大雪满弓刀一般。但这是白梅。我要画红梅:枝干如刀,花朵如血,似风尘中的侠女,如沙场上的先锋。梅花有点像风尘中的侠女,于妩媚中透漏出利刃的啸声。杀尽天下负心郎!我悲哀地觉得:我也在劫难逃。于是,我就换个位置——我的后背感到冰凉,我坐到金色屏风对面,避开杀气。

红梅不见了。我坐在金色屏风对面,看不见红梅了。我想在金色屏风上面画一树红梅,其实,我是已从这屏风的金色中感到红梅一树正在愤怒地开放。下午,我独自坐在圆谷酒家金色的屏风对面。我坐在这里,她来了——她是酒家聘用的一位会计,她每天都在这个时刻来临,像星期一总在星期一这一天到来一样。她的皮肤黝黑,她的汗毛细长,据说她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姑娘,不,她已有一个女儿,所以,据说她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少妇。从我身边,她走过,折进吧台:她在里边不停地按计算器。她多像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南国姑娘,剥着橙子,与波涛交换着坐在海滩。她何尝不想这样呢?就像我何尝不想在金色屏风上画一树红梅,然后,烘着红泥小火炉,昏昏欲睡,等着失散多年的友人慷慨归来。

有时候,我坐在圆谷酒家金色的屏风下或金色的屏风对面,会什么也不想,紧盯着面前小桌上的水杯,我一点也不渴啊。喝,人类为水而保留的习惯。

风吹来,我感到了冷。已是深秋。我近来常常从金色屏风上看到几株芦苇、一头墨雁。红梅如果是热烈的梦,墨雁,就说得上一份有些瑟瑟的心境。心境瑟瑟,芦苇瑟瑟,墨雁也瑟瑟。是墨雁的翎毛瑟瑟,是墨雁的颈毛瑟瑟。墨雁的柔颈弯过屏风,在金色中打击出一个锐利的角度。金色消遁,只是屏风还在。只是屏风还在这里。

有时候,我能透过金色屏风,看到屏风后一张餐桌,上面,放着一瓶绢花与四套餐具。那张餐桌似乎从没有人坐过。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四个人坐在一起用餐之际,就是一个人。我想把四个人画上屏风,把他们的脸画得嫩红粉绿,敬畏地围坐在一张四方的餐桌边,瞧着洁白的餐具而一声不吭。空间已经太小,早容不下十三个人同时心照不宣地用餐——这个世纪末,只能给四个人留下一个各怀己见的位置。

夜晚,金色屏风是沉默的。大堂里的灯光,使它具有一层聋哑色彩。我坐在金色屏风下,与几个人说话。他洗头回来,神态如一盆黄焖长江鲈鱼。生意清淡,厨师长捧着茶杯出来,坐在我们之间,听我们说话,有时,也问上一句:

“味道怎样?”

他捧着的茶杯上,有三五匹木马图案。我感到光线,我看到尘埃。我写下一首名《尘埃》的诗。我把《尘埃》这首诗写在小记事本上。这是我在小记事本上写下的第三首诗歌。

这个小记事本,我把它放在口袋里,我看到什么,我就在上面记下什么。在这之前,我看到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在看到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之后,我看到尘埃。因为我记下三座高桥和一个疯子,所以,我也记下尘埃。这个小记事本,是一位嘉士伯啤酒促销小姐送给我的。有一天,她神秘兮兮地把我喊到一边,说要送我东西。我以为是封情书或者是只戒指,结果是这本空白的小记事本。在我得到小记事本之前,我把我所看到的都记录在随手拿来的点菜单上,随写随放也就,随丢了。嘉士伯啤酒促销小姐嘴巴左下角有一粒绒绒黑痣,仿佛心理学的葡萄干。一次,我拿过她的左手望望,我说:

“这样的痣在你身上还有四粒。”

她说:“你怎么看见的?”

我当然看见。我在小记事本上写下我看见的事物——我看见三座高桥,我就写下三座高桥;我看见一个疯子,我就写下一个疯子;我看见尘埃,我就写下尘埃。但我没有写金色屏风和金色屏风上的红梅、墨雁和四个用餐的人。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见过金色屏风和金色屏风上的红梅、墨雁和四个用餐的人。

是为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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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记事本》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