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第4/14页）

“音乐无法呈现这种情绪/舞蹈也不能抒发它的形体”。诗歌引入了另两种艺术形式：音乐与舞蹈，但最适合于表达情绪的音乐和最能够体现形体之美的舞蹈，对这种独特的事物仍然无能为力。“你无法知道它的头发有多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梳成这样的发式”。紧跟着的这两句看似突兀，实则是上两句的一种延展，意在表明这种情绪的复杂性，人们不了解它如同不了解一个女人的头发的数量和对发式的选择。

“你爱她，她不爱你/你的爱是从去年春天的傍晚开始的/为何不是今年冬日的黎明？”笔锋转折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通过两种无法沟通的爱，再次展现了那种情绪的微妙与不可捉摸。

不必列举和阐释后半部分，我们仅通过上面这些诗句以及勉为其难的阐释，我们可以知道柏桦在写这首诗时，心态的放松程度。在写作的过程中，柏桦的思路是跳跃的，虽然读者可以从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找到似是而非的关联，但这种关联的达成需要经过读者参与，而非诗歌本身的明确给予。也就是说，这样的诗歌，我们可以说它经过精心设计，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这种让词语“自寻出路”的流动性写作方式，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诗坛，几乎前所未有，由此我们也不难想像《表达》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关注了。

当然，必须指出，尽管《表达》是柏桦的成名作，但成名作并不等同于代表作，更不能等同于优秀之作。严格地说，与《在清朝》、《夏天还很远》、《琼斯敦》、《往事》等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表达》至多只能居于中游水准。

对这一点，柏桦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往事》的序言《走了，就死了一点点》中，柏桦把自己的诗歌道路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在重庆时，第二阶段是1988年至1992年在南京期间，第三阶段是2004年以后（1993-2003年基本停笔）。柏桦认为，第一阶段是他的“表达”时期，仗着青春之胆，没有禁忌，只想一吐为快，不知言说之难。这个阶段的写作，“看上去很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非常紧张，我的焦灼、神经质、个人怪癖与疾病随处可见。”这种“看上去很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自由”、有点“焦灼、神经质”的特征，在《表达》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是进入更高层次的基础，“正是这种以毒攻毒，才使我的身心终得放松，进入到我的第二阶段。”

四

1982年，柏桦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在科技情报所，柏桦并不快乐，“科技情报所带给我生活、文学双重焦虑，统一的办公室令我头昏、失神、烦躁，我一刻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科学》杂志、读报、喝茶、呵欠与聊天、同一格局与同一颜色的桌、椅、门、窗，准时的上下班制度、工间休息时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买菜、随时可见的甩手疗法、‘延年益寿’的气功或太极拳、集体食堂统一的饭菜、集体宿舍大小统一的房间、整齐的床，个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为一谈，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组织掌握、管理，写诗成了道德问题，‘你居然喜欢《恶之花》。’一位曾留学过美国的老模范科技工作者对我露出惊惧的表情。”（《情报研究所》）

在情报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多之后，1983年10月，柏桦调往西南农业大学任教，并在高中同学武继平的介绍下与张枣相识。不久后，欧阳江河到重庆西南师大演讲，与张枣、柏桦相聚。这三个惺惺相惜的年轻人，成为当时重庆青年诗歌界关系最为紧密的小团体，他们的深厚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

事实上，柏桦与欧阳江河早在1982年8月就在欧阳江河家中见过面，两人共同的朋友彭逸林是中间人。这次见面十分短暂，大约只有两三个小时，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彭逸林刚为他俩进行了介绍，善于朗诵的欧阳江河就滔滔不绝地朗诵起朦胧诗人杨炼的诗歌。很多年以后，柏桦仍然记得那个晚上，欧阳江河高昂着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朗诵诗歌的样子。由于天气较凉，那天欧阳江河就穿了一件他父亲的衣服，那是一件机织的、有点花纹的毛背心，显得有点花哨。分别的时候，柏桦对欧阳江河说：如果你要像你说的那样，把诗写好，我只给你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再也不要穿这件毛背心了。

欧阳江河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此事，说：“本来我对穿衣服是没有感觉的，基本上是逮到什么穿什么，那件毛背心是我父亲的，我穿着合身，所以已经穿了很长时间。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这件衣服，而且从此改变了自己的穿衣之道。我已经记不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谈话内容了，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他竟然注意第一次见面的男性朋友的服饰问题。他的衣服也很便宜，但他很注意细节，注意色彩的协调性。柏桦在当年几乎独一无二，尤其是‘第三代诗人’个个都穿得像土匪，包括现在极爱漂亮的翟永明当年也穿得像女民兵一样。”虽然欧阳江河立足于为自己穿毛背心进行辩解，但他对柏桦的审美眼光之敬佩从字里行间也显露无遗。

那个年代，诗人们的交往极富诗意，与欧阳江河熟悉了之后，柏桦和其他校园诗人经常是一考完试就坐火车去欧阳江河家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是率性而为，绝不提前通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参加电大考试，刚刚考完回到宿舍，就看见柏桦坐在那儿了。我问，你等了多久？柏桦郑重其事地讲，一分四十秒。还有一次是我刚下楼准备去考试，就看到彭逸林、柏桦、张枣，还有肖全风尘仆仆地走来，我说我必须去考试，你们先去我家坐坐，估计你们要来，所以门都没锁，你们直接去就行了。肖全说，不行，先拍张照片，接着就给我们拍了张照片，我再去考试。”（虞金星：《八十年代：诗歌十年》）

尽管在普通人眼里，这种交往方式已经颇有些“出格”，但与当时其他“第三代诗人”相比，他们的交往远远谈不上“刺激”。那么，更“刺激”方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在《万夏：1980-1990宿疾与农事》一文中，柏桦回忆起了80年代初期四川青年诗歌界的一个“刺激”事件：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五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