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第4/6页)

滑稽小说的艺术水平也颇为可观,绝不能以无聊笑谈视之。如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每一个故事都极尽巧思,有铺垫、有悬念,把包袱抖在最后,令人久久回味。例如第四节写一个窃贼偷到一个皮包,内有珍贵木刻和一封信。窃贼贪心不足,按信去冒领更为珍贵古董——水盂,结果反被失主骗回木刻,窃贼所得到的水盂原来是一只狗食盆而已。耿小的著名的《云山雾罩》,巧妙运用《西游记》的人物,讽刺人间现实,全书十一章的标题依次是“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八戒大闹游泳池”,“孙行者活捉绑票匪”,“沙和尚溜冰花样翻新”,“孙行者大战金刚与人猿泰山”,“三圣又折回东土”,“孙行者遍游七十二地狱”,“八戒吓走扶乩人”,“逛天桥大圣批八字”,“寻沙僧行者入人火星”,“回故土三圣得团圆”。从这些标题,即可看出其中妙趣横生,看出作者过人的想象力来。耿小的之作特别善于信手拈来,把人情世态讽刺得入骨三分,并能在讽刺背后透出一股悲凉。滑稽小说极容易流于耍贫嘴,卖弄噱头,而徐卓呆、耿小的这样的作家都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大局着眼,力求提高作品的档次,这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可以说不但超过了以前的数十年,并且也超过了同时期的国统区、解放区。抗战结束后,通俗小说渐渐衰落,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太正常的状况,因此,探讨沦陷区通俗小说的艺术特色,对于研究新时期以至于所谓“后现代”时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满怀愁思入沉冥,残月街头酒半醒。

君是过江一名士,可能伴我泣新亭。

这是上海《小说月报》1942年3月号上一首题为《赠郁达夫》的七绝。读者也许会惊讶此诗的大胆,竟敢公然表露国破家亡之思,而且还不乏呼朋引类的煽动之嫌。

其实,沦陷区的文化工作者虽然有“我自闭门无冷暖”的一面,但也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一面。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通俗文学自生自长的内因,也有文化工作者们大量的自觉努力等外因。

首先,第一方面在客观环境上,沦陷区的通俗小说占有天时地利。

先锋文学的急剧萎缩,为通俗文学让出了广阔的表演空间,并相对突出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进而把先锋文学的一部分功用转卸到通俗文学的肩头。

沦陷伊始甚至以前,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就或整或零地向大后方次第撤离,使沦陷地区的先锋文坛短期内几乎处于被抽空的状态。京、沪两大文学中心的骨干在“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旗帜下纷纷奔赴西南。而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的,或则像梅兰芳蓄须明志一般,罢手不写,或则像周作人苦茶自饮一般,强颜涂抹,根本布不成先锋之阵,其余的只好降格以求,由雅入俗了。沦陷区偶尔能辗转得到身在大后方的先锋作家们的一点墨宝,不胜欣喜,十分重视,总是置于刊首,仿佛获得了总统题词一般。(例如《春秋》杂志第一年第五期,第二年第一、二、三期)这样,通俗文学便得到了一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天赐良机。先锋文学的萎缩,不仅是拱手割让出广阔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去除了多年压在通俗文学头上的蔑视,使通俗文学感到了一点文学品位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沦陷区文化市场对通俗小说有着特殊的期待视野。

沦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心态。如果说在沦陷之前,许多人还抱有速胜论的乐观情绪,喜欢看“与抗战有关”之作的话,那么沦陷的无情现实,不能不粉碎狂妄自大的速胜说。

“前途崎岖蜀道难”,这样悲观的看法恐怕是沦陷区的许多人不得不接受的。身陷铁蹄之下,山河光复需待时日,但人总还要生存,生存又不能仅仅是饮食男女,于是,在政治不能谈,也无甚可谈的境况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自然成了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对国事的焦虑渐渐转化成麻木和忘却,许多觉悟不高的民众被迫安于灰色的生活,只能从通俗文化中找到一点慰藉或者是刺激。随着战事的推移,“国家”、“民族”仿佛渐淡渐远,而身边琐事却日益凸现。正像当时有人诗中所说:“半壁河山地尽焦,忧时志士尚寥寥”,“国事蜩螗何足问,周严婚变最关己。”(指周璇、严华)《春秋》杂志上开设有“春秋信箱”,读者来信中,诉说的尽是个人生活的烦恼,诸如婚外恋问题,单相思问题,孤独症问题,以及求学谋职、养家等问题。普普通通的市民生活在动荡之后重新稳定自己的秩序,文化市场所需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制约于市民生活的情趣和水准,这便使得通俗小说的勃兴有了十分适宜的土壤。

从生存气氛上看,沦陷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压迫和控制先锋文学,宽容和放纵通俗文学,使先锋文学生存得比较艰难,而通俗文学则比较舒畅。虽然统治者并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但从一般文学出版物的处世姿态上,可以找到明显的根据。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除了公开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官方色彩较浓的以外,大多数刊物都断然回避政治,毫不隐讳自己的胆怯。

《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说: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饨,亦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里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对当下境况和具体问题的逃避,而像武侠和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词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如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