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活得更长……（第2/3页）

原来我是被骗了。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原来我上了一个大当——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讨人喜欢？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从大二到大三，先后有好几个外专业、外系的男生转到我们班：贺照田、杨光、龙清涛（笔名紫地）、陈国平（笔名西渡）、褚福军（笔名戈麦）。一九八六年九月，大二刚开学，班长杨军带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生来女生宿舍，说是新从汉语专业转来的，要做我们的学习委员。我和他说话的时候，隔着杨军，两个人的脑袋侧来侧去，说的话断断续续。这男生叫龙清涛，八年后，我和他结了婚。

八年间，两人彻底地闹崩就有三四次，最难的是分书。每次分完了书，我会东跑西颠，上下求索，将他有而我没有，我又特别心爱的书设法买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书又合在一起了，这些重复的书又一一卖掉送掉。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分完书后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宿舍要买我的一些属于我的但对他更有用的书，讨价还价之后，算好了账，付完了钱，外面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经分手，他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在我的宿舍里待着。我拿了把伞护送他和他买的那捆书回他的宿舍楼，出楼门后，一阵风吹来，雨点斜着飘过来，我赶紧压低伞去遮挡书。这景象被我那时的女友，哲学系的成瑞华在窗户后面居高临下看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见了我，还没等我诉说分手的痛苦，她就撇着嘴说：骗什么人呵，就看你那个小媳妇样儿，鬼才信呢！

大学宿舍共是六个女生，那五个分别是：英莲、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莲和英姿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山西，两人都姓杜，名字写在信袋上，路过我们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门外问是不是姐妹俩，更有人唱着“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远去。

我和玉琪成了朋友，常挤在一张床上说悄悄话。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儿子叫小早，我的女儿叫小晚，那时我们指腹为婚，发誓要做亲家——两人还都没有男朋友呢。现在，我没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没有。

我们三个姓杜的女生有个排行，英莲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别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一九九五年一年里，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儿子，英姿的儿子叫刘狗蛋儿，又叫刘美蛋儿——光是英姿叫儿子时的样就让我妒忌得要死。英莲的丈夫老王聪明绝顶，要给儿子起个特别的名字——爸妈没给自己一个好名字，儿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时下复姓是潮流，他就叫儿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对意见，不知现在王杜若到底叫什么？

我结婚后买洗衣机时，不知该买小天鹅还是海棠，一问，小天鹅是无锡的，海棠是山西长治的——刚巧是英姿的老家，听着自然觉得亲切，就买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说起来我们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们都还在寻找进入社会的感觉，他的女儿就呱呱坠地了——他给女儿取名姚万枝——因为，万枝妈怀孕期间，万枝爸吸了有一万枝香烟。老姚叫姚献民，笔名郁文，也写诗，他把自己看成这帮诗人的领袖。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这场雪来得那样突然，人们简直一点准备都没有，雪片儿就急切地洒下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雪下得无声无息，直到睡觉前还不停，我们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入睡了，等着次日早晨看雪景。十一月一日晨，等我们拉开窗帘，那场雪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样凄绝，那样不真实——也许清晨气温只升了一点点，那么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课的路上，我们都若有所失，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后来，我们系那几个写诗的男生几乎每人都写了一首诗，题目都叫《第一场雪》。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层锻炼一年。我们系去的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地点离北大很近，就在双榆树青年公寓对面。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考来的范智红被分在钳工班，分别跟着两台冲床捡零件。冲床永远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话得扯着嗓门使劲喊。钳工班有六七个人，几乎个个都是结巴——据说与冲床的声音有关。在我那台冲床上操作的是一个长得相当帅气的小伙子，叫贾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长得像今天的张德培。他见我担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发的耳罩给我用，这下我更听不见他讲话了。

小贾只有初中毕业，没什么好炫耀，他最爱说的就是带我免费逛动物园，说是他爸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在动物园里混，从来不买票，人熟路熟。

还有就是穿西装的事：“小，小杜，你，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油渍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头，头发一吹，换上我的西装，走在马路上，你保准认，认不出我来。”

离开工厂后，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车，在魏公村附近，见一西装革履男士飞车而过——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钳工班的贾精兵。

一九九二年春，我们研究生面临毕业分配，有个叫张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顺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骑自行车冲进了北京动物园，被管理人员连人带车扣下，后来，放了人，不放车。张虹生想起小贾的话——我还以为他只想带我一个人逛动物园呢，敢情全都许诺——就跑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小贾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说：这事儿包在哥们儿身上了。张虹生在自己待过一年的车间里等小贾下班后（上班时间不准外出），两人一起七拐八拐进到动物园。小贾冲烟摊一抬下巴：你去买包烟。到了管理处，小贾一哈腰，说：X伯，我是贾XX的小三儿，我的哥们儿……张虹生及时地递上了希尔顿，那X伯一挥手：车在那边，推去吧。

我听张虹生讲了此事，原来当年小贾不是吹牛，还真能不花钱进动物园，他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想入非非是有根据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厂期间，我们大学的同学游进死了。游进是四川人，毕业后分配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一九八九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层，临行前和几个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他淳厚，风趣，笑起来朗朗有声。仿佛前不久他还在班里的新年晚会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毕业还不到半年他就没了。后来他被追认为四川省新闻工作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