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绝体系的确立与调整（1162年—1227年）

少林的衰落与全真教的崛起

在高宗广受诟病的投降主义统治之后，是他的养子孝宗赵昚近三十年的统治时期（1162年—1189年）。孝宗试图执行较为强硬的对外路线。1163年的北伐运动是自岳飞时代之后第一次试图收复北方的军事尝试，却不幸以失败告终，在金国的军事威胁下，宋金签署了第二份和约，此后半个世纪中，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实力均衡。公开的敌对行动基本停止了，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流。北方的金朝在世宗（1161年—1189年在位）和章宗（1189年—1208年在位）的开明统治下，也逐渐实现了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创的武术世界走出了本世纪中叶的低谷，在恢复和重建中逐渐形成了新秩序。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少林的没落与全真教的飞速崛起。

作为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武术派系，少林寺在南宋初期以来就显著地衰落了。虽然它仍然保有相当的声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却已经无法承担武术世界领袖的地位。原因显而易见，在宋金交战和对峙时期，少林寺位于金统治区内，拥有固定的寺院和僧侣，难以像丐帮一样投入地下抵抗运动，因此不得不采取远离政治的策略。根据少林寺的铭文记载，在靖康战乱之后，少林也遭到冲击，最后由外来的僧人法和（1079—1157）继任主持，在金朝官员面前，法和“机关酬对，句裹无私。不露锋芒，正眼顿现”，111亦即委曲求全，保证了寺院的安全。此后，少林寺虽然与反金运动仍然藕断丝连，但避免再以武术世界领袖的身份出现。

1190年前后的火工头陀叛乱成为压弯少林的最后一根稻草，该年，一名在厨房工作的低级僧人忽然显露出暗中学来的高超武术造诣，杀死了达摩堂的主持者苦智禅师及其他一些僧侣，随后逃走。这位无名僧人开创了一个秘密的少林支脉“金刚门”。而因为这次事件，也使得少林内部矛盾激化，另一名少林首领苦慧在权力斗争失败后，带领弟子前往西域，或许是打算投靠其前辈虚竹子的逍遥派，但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在新疆立足，创立了另一个少林支脉。112

但少林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武术世界的一蹶不振，相反，很快有一个新的宗教‐武术集团取代它曾经的位置。在12世纪30年代北方的汉族抵抗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寄托，抵抗人士需要一种便于利用的掩盖形式，金国官方也需要一种中介力量安抚他们所不熟悉的汉人民众。在这三种互不相同的需求的合力之下，被称为全真教（All True Religion）的一股新势力应运而生。

王喆（？—1197年），以王重阳的名字为后人所熟悉，堪称12世纪武术世界最大的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陕西咸阳的一个汉人的富庶家族，在青年时代就是一名出色的武术家。大约在50年代，他曾经参加过金朝的武术科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因为民族情感而很快与金廷决裂，投入地下抵抗运动。113在1159年，王喆在终南山建造了一个地洞，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活死人墓”（Tomb of the Living Dead）。王喆住在其中，自称“活着的死人”，曾经写过一首诗称颂这个奇特的“坟墓”：

活着的死人，哦，活着的死人。

在活着的时候得到死亡，是好的开始。

在坟墓中一切空虚而宁静，

隔断了世上的凡尘。114

不过这种灰心丧气的隐居只是表面的掩盖，活死人墓事实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工事，王喆及其部属在这里储藏了大量的军械和食品，以供在陕西地区发动起义所用。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在不久后被金朝侦知，皇帝完颜亮（1150—1161在位）派遣了许多杀手来消灭这个棘手的敌人，王喆以高超的武术造诣保护了自己，然而其部属基本被歼灭，起义的计划变成泡影。完颜亮进一步命令金军占领终南山以摧毁活死人墓，但他在1161年的兵变中被杀，此后的政局动荡使得这个企图未能实现，王喆侥幸安然无恙。115

但抵抗运动的式微和部属的相继死亡使得王喆最终放弃了依赖活死人墓发动反金起义的设想。此后，他将活死人墓让给一位曾和他一同战斗，并有过桃色纠纷的女武术家林朝英，可能是作为对对方的分手补偿。他自己则正式成为一名道教修士，进行刻苦的修行，其道教头衔为“重阳子”（Master of Twofold‐Yang），即王重阳。王重阳将吕岩奉为祖师，他继承了吕岩以来的道教内丹理论并加以改革，他的道教修行事实上也是武学的提升。几年后，王重阳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其时代最杰出的武术家之一，但此时还没有人能想到，他未来将会开拓怎样的事业。

在1167年，王重阳离开陕西，前往山东地区传播他的新道教学说，即所谓的“全真道”。他很快有了第一个追随者：宁海州的青年士绅周伯通，周伯通是一个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追随王重阳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宗教，不如说是被他的武学造诣所吸引。周伯通并未拜师，也从未正式成为道教修士，而是和王重阳以兄弟相称，但他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成为王重阳在山东地区收获的第一桶金。很快，王重阳有了第一名正式弟子马钰，不久又有了谭处端、丘处机、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马钰的妻子）等六名弟子。他们合称“全真的七位大师（Seven Masters of All‐Truth）”，成为全真教的柱石及此后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在接下去的近三十年里，王重阳和他的七大弟子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北方传教，宣扬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新颖理论，建立了三教金莲会、三教平等会、三教玉华会等诸多零散的修道组织，这些早期组织不仅研究出世的道教哲学，并且抚慰人心，赈济灾民，很受士绅和民众欢迎。它们形式灵活，关系松散，有利于逃过金廷的注意，在后来逐渐成为统一的全真教团的一部分。116

随着教团组织的发展，全真教逐渐从纯粹的宗教组织发展为北方汉人民众的互助组织，最后兼具有抵抗组织的性质。关于全真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金性质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无疑全真教在其大部分历史中都和金廷及后来的蒙古政权保持了相对暧昧的关系，否则在其一开始就会被无情剿灭。全真教也从未以自身的名义发动过反金暴动。但全真教大师们在武术世界多以抵抗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偶尔的侠义之举，总被诠释为和女真政权之间不妥协的对抗。毫无疑问，全真教的出现在南宋放弃北伐之后，给了北方汉人民众以新的希望：一种夹杂着出世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的期冀。而他们作为中介力量的出现，即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女真统治者的管理也迫使他们做出一些让步，而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合力中蹒跚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