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上古—公元前100年）（第3/7页）

吴越战争结束之后，政治和社会的巨变仍然在继续。通过“春与秋”时代的兼并浪潮，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西方的秦国，东方的齐国、北方的燕国，南方的楚国以及中部的韩国、赵国和魏国等七个强国主宰了中国的文明地域（但勾践的越国不在其列，它在公元前306年被楚国所灭亡了），国家间的吞并暂时中止，而代之以两个多世纪间七个强国之间不厌其烦的边境战争和反复无常的外交，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的统一为止。这一时期被称为“诸国混战时代（warring‐states period）”。

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全面化，过去几千人的贵族战争游戏已经完全消失，而代之以动辄几十万人的、动员全国各个阶层的全面战争。其间的差距可以比拟为从普瓦提埃（Poitiers）到凡尔登（Verdun‐sur‐Meuse）之间的距离。26

这一时代的中国仿佛是一场绵延两个世纪的血腥战场，但另一方面，有许多商业和文化兴盛的迹象向我们表明其和平与繁荣的一面。正如17和18世纪频繁的欧洲战争不能掩盖商业贸易的增长和随着封建制度被君主专制取代，各主要国家内部和平的实现，同样，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的中国，七个主要强国的竞争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同时，也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另一方面，贵族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也使得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平民社会的雏形。牢固的上下等级秩序融化在增强的社会流动性里，工商业在迅速发展中；战争和商业的共同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国际交通网络，令人民、商人和知识分子能够相对惬意地在各国间往来。在“江河与湖泊”中畅游的人士日益增多。

自“春与秋”时期以来，社会地位下降的底层贵族和提升的上层庶民，逐渐融为一个新的阶层，亦即“士”。这一阶层缺乏世袭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也并非富有，但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担任一些事务性的公共职位，或者充任君主和上层贵族的顾问，他们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学者‐官僚（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的雏形。但与统一帝国时的学者‐官僚不同，他们并没有效忠某个特定政权的义务，而能够在不同国家间流动，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君主侍奉。士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或文士（men of letters），但武士（warriors）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家也以士的身份出现，他们虽然往往充任宫廷的高级武士或贵族的近身仆从，但是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军事领域。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也热衷于招揽武士，观看他们的武技，甚至和他们比赛。齐国以招揽“技击之士”为其效力而闻名，被讽刺为不实用的作法。27而秦国的国王嬴荡（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7年在位）本人就是狂热的武术爱好者，他招募了任鄙、乌获、孟说等一流的武术家来到他的宫廷中，并赐给他们显要的官职，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御用武术家团体。武术家们也恭维他的武术天赋，让他也以武术家自居。公元前306年，他进行了一次武术表演，在举起一只青铜的大锅后，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随后死去了。他在死后被尊称为“悼武王”，意思是“悲剧的功夫之王”（the Tragic Martial King）。

比嬴荡稍晚的赵国国王赵何也是一名剑术爱好者。根据哲学家庄周的记载，在他的宫廷中一度有三千名剑术师，每天都进行剑术的较量，每年至少有上百人死伤。28在公元前3世纪，剑的长度已经和后世相似，最长的可以达到四英尺左右。这一时期的剑术必然也成为此后两千年中中国武术世界剑术体系的滥觞。赵国成为当时剑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司马迁告诉我们，他的直系祖先司马凯就是赵国的一位著名剑术家，著有目前已知的最古老武术著作《剑论》。29

很自然地，在剑术家和其他武师之间广泛存在着好斗的风尚，正如中世纪盛期的欧洲骑士一样。庄周说，他们一言不合，就相互怒视，然后拔剑将对方的脖子砍断，或者不幸地被对方刺穿肚腹。30在武术家之间并没有自治关系，武术虽然已经与其他领域区别开来，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附属于政治和军事。武术家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恩主，但只向主人效忠，而对其他武术家毫无认同感，无论今天的人们对此怎么评价，这是他们获取个人尊严的方式。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另一方面也值得注意：在当时的“江河与湖泊”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关系和组织。

庄周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与其让两条鱼在陆地上用唾液来湿润彼此，不如让它们在江河与湖泊中相互忘却。”31无论作为事实的叙述还是作为哲学隐喻，“江河与湖泊”都意味着自由空间，其特性来自于水的流动性。这一流动性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作为水的运动，使人们摆脱了地域性的血缘宗族社会的限制；第二，作为液体的水，不受凝固的政治权力的束缚，因此意味着一个既不被血缘家族关系所限定，也不被各级政府所约束的特殊领域。在形成任何自身的秩序之前，这一流动性的特征就将这个在各国各地间不断往来的商人、知识分子和武士的交通领域和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区分开来。虽然大多数人只是临时性地进入这个领域，不久就复归故乡或是安身在君主的宫廷之中，但是也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些临时性的关系，其中一些逐渐凝固为固定持续的互动模式。

进而在这一新的社会领域，人与人之间按照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关系联合起来并进行互助，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团体和派系。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一百个学派之争论”，也应当放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诠释。“一百个学派”并非只是单纯的思想学派，也并非只是政治派别，而是处于各国之间的江湖空间中相互斗争的力量。这一社会领域并非由武术家统治，但和后来的武术世界仍然不无相似。

在这一原始的江湖空间中，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儒家，他们是伟大的贡福修斯（Confucius，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传人，在古代的经典诠释和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尽管一般说来，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感兴趣，但仍然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威，而各级官员也有很多是他们的学生。这一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门修斯（Mencius），尽管几乎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政府职位，却有充足的资金能够在各国间进行舒适的旅行，并受到国君和贵族的礼遇。32而门修斯仅仅属于儒家的八个支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