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它因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恰如喧闹总是浅薄的表情。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除了我们一再感叹过的莫高窟藏经洞事件,藏经洞之外的壁画和雕塑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莫高窟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现场,这下倒成了某些人对中华文明很不讲情义的见证。他们如果看上了什么要有所动作,总需要给它的主人打个招呼吧。主人是谁?只能是莫高窟历代开凿者、续建者、绘画者、雕塑者、供养者、巡礼者的血缘后裔。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群,不应该偷偷绕过。

主人再穷再弱,也总是主人。

主人再不懂事,也总是主人。

而且,谁能断定主人完全不懂事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越界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了。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这几十个从十五公里之外赶来的村民,就是我所说的“主人”。说实在的,我很为他们的行为感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还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