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悬念落地(第2/2页)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入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早已成为一种公约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担忧市民来这里探访名家,形成围观。

但是,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倒逆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想到这里,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对导演刘璐打个招呼,便对着镜头说:“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