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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花积累到十枚以后,老师就加盖一面小红旗。每个小朋友红花和红旗的获得情况被制成一个图表展示在教室后面的宣传墙上。闹闹多次名列榜首。个别月份他被排在第二第三名,这会使他变得很沮丧,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也会跟着情绪低落。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她总向我抱怨和声讨世道的不公以及社会风气的腐败,因为据她了解,那两个跃到她儿子前面的孩子的家长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老师不敢惹,于是,她便隔三岔五地给闹闹的班主任老师送点小礼物。

闹闹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获奖的窍门,他觉得光靠吃饭、拉屎不行,还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突破,自己要想在光荣榜上永居第一,不仅要自己争的红花、红旗多,还要让别人少得表扬。他有时会故意把饭粒扔在旁边小朋友的桌子底下或者偷偷地把小伙伴的鞋袜藏起来。闹闹更热衷于向老师告状,瞪大眼睛不知疲倦寻找他人的错误和毛病。如果老师不及时地给他盖上小红花,他甚至会去找园长连老师一块儿告。

闹闹强烈的荣誉感一直保持至今,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自上小学起,他的妈妈便把学校和单位里的各种奖励办法运用于家庭教育当中。她先后为儿子自制了各类奖状、奖杯、奖牌,并不时地为儿子颁发奖金。所以,闹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激励和赞美。

与此同时,闹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同事深受孩子的感染,只要一有机会,便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获得她“应得”的荣誉。几年下来,她多次获得了“工会积极分子”、“爱国卫生标兵”、“热心人奖”、“广播体操大赛最佳观众奖”、“合唱节优秀加油手”等等,去年的超女比赛她疯狂参与,还跳到台上手舞足蹈了一阵子直到被轰下来为止。她为此还赚了一张“勇气可嘉”证书。

她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常死拉硬拽地逼着同事到她家里参观闹闹自幼儿园开始所赢得的各项奖励的实物证据。我先后瞻仰了不下十次。她热切地期待着每位参观者的观后感,大家无不“哎哟”、“哎哟”惊叹一番。有一次,她满含热泪地望着我,让我替她预测一下儿子的未来,我深思良久,十分肯定地跟她说,闹闹将来一定会成为勃列日涅夫。

我的同事显然对这个古怪的名字感到陌生。她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希望得到我进一步的解释。我只好告诉她,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大人物,苏联的最高领袖,他一度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对于荣誉的向往达到了无人可比的程度。他的胸前总是别满了勋章,以至于把衣服脱下扔到地板的一瞬间,能把天花板上的吊灯震落。有一次,当他走进克里姆林宫时,一位官员惊讶地问他,亲爱的勃列日涅夫同志,您今天怎么没戴上勋章?他低头一看,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我忘了从睡衣上摘下来了。你的闹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像苏联的最高长官一样,到那时,他就可以给自己颁奖啦!

我的同事对我的预测不置可否,但从她那傻乎乎的笑容里,我能感觉出她的无限憧憬。

上个礼拜,我的同事忙着给儿子申请大学的保送生资格,她雇了辆小面包车,拉着闹闹从小到大的四箱子获奖证据直奔大学。大学招生部门的负责人很负责地答应她,你儿子的这些奖励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无用的。她非常气愤,在那里哭闹大半天,好不容易在保安人员的劝说下把奖状、奖杯、奖牌和其他奖品拉回了家。

调 研

能陪教授们吃饭,朱二可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他头一天除了遵照乡长的指示,精心安排好饭菜之外,还特意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找了个小本本,想请教授在那上面签名并打算随手记下他们饭桌上的绝句妙语;二是从儿子那里借了本成语辞典,连夜背了二十来个成语,争取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派上用场。

据乡长说,这回一下子来了五位学者,都是著名的大牌教授,他们能来穷乡僻壤调研“三农”问题,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一定要接待好,不得出任何差错。乡长还说,你朱二可当年差三分没考上大学,但也算半个文化人了。这回给你个机会,让你近距离地陪同教授,算是你的造化,也算是乡领导给你的奖赏,年终发奖金时你就别再斤斤计较了。朱二可点头称是,一连向乡长说了十多遍“谢谢”。

朱二可在乡里当文书,握笔杆子的时候多,握锄头的时候少。乡政府公务员的编制少,他一直属于编外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写字的农民”。他的儿子正读中学,朱二可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他觉得这比自己当上公务员更重要。朱二可本想让儿子也来拜见教授们,能在家门口见到大学教授,这对孩子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但乡长不同意,说弄个小毛孩子跑来跑去不成规矩,朱二可只好红着脸放弃了努力。

教授们的年纪都不大,穿戴也很随便,全都是牛仔裤、T 恤衫或花格子衬衣。朱二可自己倒扎了条斜纹领带,头发上还抹了油,显得很正式。

乡长热情地把教授们让到餐桌旁坐下,并亲自为客人们斟上当地最好的白酒,教授们连连拍手推辞说不会喝。乡长说:“喝不喝,先倒上。”一位有名的教授拒绝道:“不喝就别倒了。这年头,到处都是假酒,中国的假货百分之九十以上销往农村,在这儿喝酒那等于玩儿命。”其他四位客人也附和着,认为乡长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谋杀。

乡长尴尬地自己先仰脖干了一大杯,然后说:“不喝就不喝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咱以茶代酒,欢迎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朱二可也赶紧换上了茶杯,接着乡长的话茬表示进一步的欢迎,还用了句 “蓬荜生辉”的成语。一位教授打趣说,你们的棚顶挺干净的,没生什么灰呀!

乡长趁着吃饭的机会,见缝插针地为他们介绍乡里的情况,因为他们的事情多,下午要赶回县城,原定的调研时间压缩了,不能专门开会,只好边吃饭边听汇报。乡长顾不上吃东西,一个劲儿说数字。但没说几句,就被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姓张的博士生导师给打断了:“你用不着说那么详细,其实农村的情况我们很清楚。这次我们下来,也就是做做样子。这个调研课题才给了不到三十万的经费,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我们这几位,都是有名的专家,心里都有数得很。”他拍拍乡长的肩膀,示意他不必讲了。

乡长跟朱二可大眼瞪小眼地僵在那里,只好听他们之间的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