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

1953-

张辛欣，祖籍山东，生于南京，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初中毕业后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当工人，不久即到湖南当兵，退伍后在北京某医院当了五年护士，1979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后分至北京人艺工作。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成名。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与桑晔合作）影响巨大。散文《回老家》、《辛欣随笔》等，以鲜明的个性、流丽的文笔受到广泛赞扬。

回老家

细细地思量起来，老家真是个奇怪的概念。父亲的家，打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得给自己后补上一个根儿，而且非把父亲的出生地系在自己的腰眼上？

够得上老家的老家，必定是农村。不论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里，全是回到那老不改样的村子去。若有谁说自己祖籍北京、上海或者纽约，连我也觉着不踏实，便一定追溯到这人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也是从土圪垃里爬出来的才心满意足。

说是老家，剩了一个叔，自然还有一个婶儿，扯着一群接接连连随意撒下的种，竟有七八个该我称兄道弟，呼姐唤妹的乡下孩子。早些年，叔有时来一趟，背一口袋红枣和煎饼来，扛一包我们穿不下的旧衣裳走。每年秋天，寄来一个大小总一样的包裹，装二斤花生米，再后来，来人，来信，次次为钱，并且那款数也越来越大。人小，私下里帮父亲算计，想起父亲讲的笑话。他小时候农民都说：皇上日子好哟，天天喝香油！老家人怕是想，你们在京城吃皇粮，那日子跟喝香油也差不多。小心眼儿里便不由嘀咕：连你们孩子娶媳妇、盖房子也该我们管？这老家呀！给了钱，还添生分，一个觉得不少，一个嫌不多。再往后，房盖上了，信渐稀了。听说老家在变样儿，自个儿能顾自个儿了，自个儿就顾自个儿了。到城里也能随便买到鲜花生，能存上一口袋花生米时，忽然发现，咦，花生米也不见寄来了。

就这远远、淡淡，又叫人有点怕沾的老家，人生使命似的，早晚必定得回一趟。于是，十几年前，我从北大荒挪到湘南，从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变成正规军的小当兵的时候，回过一趟老家。照风俗，提盒点心，拎两瓶酒。除了叔和婶子，啥人也不想拜见，啥地方也不想参观，有什么可看的呢！穷，还是穷。蹲了半个月，忍一忍厕所、用水的艰难，干一干农活儿——参加劳动，那时是自然，是必须，还必须是自愿，心里可真干得烦！天天，顿顿，啃一啃白薯面的煎饼。走人。

只有父亲才打心眼儿里认定那是他的根儿。总不能回去看，于是总说，用嘴勾出一幅幅乡间图景，拿着对，对不上我也见着过一回的模样。他说的，是再往前几十年的事！

今年夏初，他总算回了老家。

半夜下车，依稀摸到门前，拍门半晌，一个小伙子在里面睡朦朦地叫：“谁呀？谁？”估计是侄儿，父亲更不解谜：“开门！开门！”里面迟迟捱捱、疑疑惑惑，又半晌，那侄儿突然大叫：“俺大爷！俺大爷回来了！”满院子喊，忘了开门。拉开门拴，点上灯，比父亲还见老的叔摸着父亲的手哇哇哭。婶子忙拉风箱，烧水，惦着做点啥吃的，却还没想出该做啥。发现小女儿凤鸾迟迟不起来，叔叫：“鸾，大爷来了！”里屋不吱声，再叫，还不应，光听吃吃笑。于是大家一齐叫：“出来，出来见见大爷。”连我父亲也说：“出来，让我看看你呀。”“不，俺丑。”第二天，父亲到村里转，看沟，沟变小了，看井，水也不深了。年轻人笑嘻嘻地打量：“首长，打哪儿来的呀？”四、五十岁的人只管瞪眼瞧，一说姓名，个个叫，吔，是张家老二呀！不是在外边做了大官儿吆。赶集路上，遇上一个赶头驴、扛把杈子的老汉儿，唯一的熟人！是跟他一块从家跑出去当八路，又嫌苦跑回家的旧相识。去赶集，只为找一碗酸辣汤。旧时，老农民在家生儿女的气，一跺脚：“不过了，到集上吃肉去，吃光了这个家！”上了集，转半天，一咬牙，再跺脚，喝一碗三个大子儿的、洗面筋的酸辣汤。父亲小时候，向往酸辣汤。酸辣汤仍然在，七分钱一碗，转半天，不能下决心尝尝。看四周尘土飞扬，看摊下边的刷碗水是那么一盆总不换的黄酱汤儿，又怕喝不下去人家说浪费影响不好。带了个侄孙子，坐在长板凳上，左看右看碗口，想出个喝汤的法子来。把嘴伸到碗中央，埋下头，吸一口。“怎么样？是不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听故事的我紧追问。

“还跟从前一个样儿，好喝！”

于是，我想回老家，去捉新生活。像赶集？心里说自己。赶集十里八里，一趟集也赶不上一样的货。况且，父亲比的是几十年，我比十几年。只有一个愿望最实在：也去喝一碗酸辣汤。

婶子在门洞里的灶前拉风箱。

“娘，看谁来了？”

婶子扭过脸，背着院子里的光。

我站在门口，背着巷子里的光。

婶子站起来，拉拉我的手，端详一会儿，便说：

“我儿，咋长得这么赖啦！”

赖是方言，就是瘦。

“老了，婶儿。”

“吔！”

一个细溜溜儿的小青年正推着车往外走，俩人都发怔，是小弟延伟，可谁也不敢认谁。我上次来，他还小的说不出个整话呢。

“干什么去？”

“姐，我去厂里上班。”他怕生，红着脸笑。

“不是说你们厂停产大半年了吗？”我听爸说过。

“又开工了，姐。”

“那半年你干什么来着？呆着？”我成心逗他。爸来家时，他正干在公路上查机动车执照的差事。一帮人，一大早就等着罚司机的钱。

“断路去啦，”婶子实心，替他说，“咱家不让他干那行了，那成个啥？不是把左右的乡亲都得罪下啦！”

他光笑。

从院里另一个灶屋里钻出一个年青女子，脆生生地叫：“是我姐来了吧？刚到家呀？”二弟延平的媳妇。

“延平呢？”

“上集上去卖鲜花生儿去了。姐，屋里坐，怎么事先也不写个信来，好去车站接你呀！壮壮，叫大姑。”

那个一点儿也不壮的小儿子，脸口顿时皱起点怕见人的苦纹纹儿，直缩到他娘的腿缝缝里。

“静静，叫大姑。”

五六岁的女儿立刻仰起脸大声叫，“大姑！”

我们张家女孩子都比男孩儿能说会道，连我们叔家娶来的儿媳妇和儿媳妇的女儿也不例外。奇不奇！

婶子忙不迭进正屋去洗杯子，又从里屋什么地方，翻出个纸包包，打开来，哗哗地往杯子里倒，白生生的，是糖。冲上水，端到眼前。糖水立刻招来苍绳，大胆点儿的蝇子钻到杯子里边去舔舔尝尝。我赶快把糖水一口喝下去，不让苍蝇沾便宜。婶子紧着又拿起白糖包往杯子里下。不好直说，只说我不爱吃糖。差不多情恳词切地央告了，婶子审视审视我的脸，不知是怕我在替她节省，还是盼我这瘦兮兮的赖样儿快快补起来。“少搁点儿，啊？”说着，又下了小半杯白生生的糖。或许，在婶子眼里，不论眼下糖已经怎样地遍地都是，不论它会落到什么价儿，不论别的东西怎么新奇，怎么可口，怎么贵重，怎么大张旗鼓地做些个益寿延年的广告，糖，永远是个靠得住，老牌子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