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城

1949-

阿城，本名钟阿城，北京人，著有《棋王》、《遍地风流》等，现移居美国。

父　亲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纽约夏阳的画室里，这个画室是仓库改建的，旧得好像随时要出危险，但实际上什么意外也不会发出，意外是绕了半个地球从电话里传来的：父亲病重，我立刻准备自美国离去。

从六十年代初，家里就笼罩在父亲病重的气氛里，记得夏天我们在院子里与邻居喧哗，母亲出来制止，我们还小，还不能随时将父亲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亲的病是在唐山劳改时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后，它将是父亲死亡的原因，在随时准备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斗，陪斗，交待，劳动是象征主义的，表示侮辱，之后，去干校，一切都是当时的理所当然，但是，父亲在理所当然会死去的时代没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这一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1957年。我记得春节之前的某日，接到电话，晚上回到父亲家里，父亲背对着桌灯坐着，父亲工作时面向桌灯，累了就转过来，母亲说，组织部来人了，准备在春节前把全国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实，这当中有你父亲，你怎么看？我只想到，钟惦棐这三个字前将要没有形容词了，但是，我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这件事对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母亲在1957年以后，独自拉扯我们五个孩子，供养姥姥和还在上大学的舅舅，我成年之后还是不能计算出母亲全部的艰辛，我记得衣裤是依我们兄弟身量的变化而传递下去的，市料是耐磨的灯芯绒，走起路来腿当中吱吱响，中式剪裁，可以前后换穿，所以总有屁股磨成的四个白斑，实在不能穿了就撕开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总说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针一针地做。养鸡，目的是它们的蛋，冬日里，鸡们排在窗台上吸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北京的槐树花暂时不是中药。营养的关系，小妹妹姗姗体弱多病；三弟大陆去和母亲拔红薯秧来家里吃，兴奋得脸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死去的亲人。难都难，但不知道父亲在劳改中怎么过，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么说我对平反这件事并不看重，我怕伤母亲心，可能父亲也会生气，这毕竟是改变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亲是右派这件事，也对我们很有影响，大哥里满不能上高中，因为我们这样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学的，而高中是为上大学做准备，大哥是读书的人，成绩总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对当时十几岁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响，但父亲执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这是一种寄托，大哥1978年从插队的地方考上大学，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只陈述了这一事实，不知道父亲写信时于灯下还想到什么。

十八岁那年，父亲专门对我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为这句话，我省出自己已经成人，中国古代的年轻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礼之后，大约就是我当时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间心理上的力量，于是在这个晚上，我想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

于是我说：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

父亲笑着说，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时间不在党内，你妈妈今天炖了锅牛肉，你去街上看看还有没有切面卖，我们吃牛肉面，母亲也很高兴，叙说着今天的牛肉是托谁才买到的，父亲就问有没有蒜，牛肉面没有蒜怎么成！

1979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中国电影出版社要将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结成集子，父亲于是让我去搜寻一下。北京图书馆的报和刊分两处借阅，我刚从乡下办回城里，没有工作，就终日跑了东城跑西城。国家图书馆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报纸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录。父亲以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我当时八岁，回答不出老师的诘问，学舌说爸爸是坏人，不会讲敌人，因为不明白敌是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我才亲眼看到这篇文章，复印了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亦有他的感触。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将书名定为《陆沉集》，父亲要用《电影的锣鼓》，最后只有妥协。一个搞地震的朋友，险些上当，我提醒，才没有买去作工具书。

父亲的家里，开始有许多人来了，母亲见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亲明白，感慨门可罗雀和门庭若市的变化，但还是来了请坐，提供所需。父亲认识许多死去的人，他说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击队》首演，老舍在应酬之间，低声对父亲说：这样的戏你还来看！他讲过不少赵丹的事，但只写了一篇短文《赵丹绝笔》，与赵丹的《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同慨。我曾和父亲议论过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外行领导内行，内行做内行的事，擢其做领导，岂不使之成为外行？岂不浪费？古人说：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父亲说，论起罗织罪名，显隐发微，还得内行，这样的内行当领导，最能伤筋动骨，而外行顶多闹些“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以求少伤害计，实在应该外行领导内行。我很少发宏论，但常说“我认为”，父亲就讲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检查时说“我认为”，于是遭到批判：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检查的时候还在说“我”认为！父亲很感谢一个在干校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这个人见父亲的交待总不能通过，便拿去修改一番，于是父亲的交待不但通过，而且还被示为其他各种分子的临时榜样，父亲询其故，这个人说，我从前在国民党的报纸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这祥写文章呀，父亲又很可惜全国的交待材料都被销毁了，认为应该选出一套“交待文学”来，巴金建议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父亲说，其中可以陈列各种交待材料，我附议必须编一本文化大革命辞典，否则后人会很难释读这些交待，例如“交待”；而且副词连用“最最最”会让后人认为祖先有一个时期都是结巴，于是给后世的古人类学，考古医学，训诂学的研究都造成困难，父亲大笑，父亲身上有两样令我羡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还不能从理论上辨别以父亲的判决时，只有从父亲的笑声里认定他不会是坏人，父亲的鼻子，从相术讲，不但隆中，而且悬胆，但父亲的际遇却总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这和他与电影的关系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