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

1910-1978

李长之,山东利津人,著名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三十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学习生物学和哲学,曾主编《清华周刊》文艺栏,并创办《文学评论》双月刊。1936年毕业后执教于清华,后辗转执教于各校。著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国文学史略稿》等。

杂忆佩弦先生

佩弦先生逝世了,这是一个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旧病,时犯时好,谁也没想到这次要动手术,更没想到动了手术就是这样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谨慎小心的人,他没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没有一般文人的脾气,他的生活总是那样按部就班,脚踏实地,象钟表那样稳健而有秩序。这样的人能在五十岁(西洋人的算法)就死去么?如果相术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样黑而长;身材短小,可是精焊;瘦虽然瘦些,却是瘦而有神;往常给人的印象总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这难道不是寿吗?

然而事实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得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预料,也给了任何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是八月九号这一天的正午,林庚刚从北大医院里拔牙出来,就到了我这里,坐定了,就告诉我说:“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医院,刚动过手术。”这是我听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问起林庚见过朱先生的情形来,他说还好,我们总认为动手术的病的危险都在动手术的那一刹那,如果经过良好,是可以无碍,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到一两天再去看他。同时我一向也有一个偏见,就是认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这种好意的人太多,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个难堪的负担了。因此,我就又踌躇了。

谁知在十号的报上,也就是我晓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经登着朱先生病危了。我这时坚信我听到的林庚所见的情况是实,新闻记者的消息可能是“旧闻”,只是曾经一度危险而已,又为了刺激读者,便渲染得过分,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对了,十一号十二号都连着登起那恶劣的消息来。我不能不动摇了,我决定在十二号下午去看他。谁知道这天下午又因为有事没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为已经不是活着的佩弦先生了,原来他在十二号的上午十时已经逝世了!

连日的阴风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乐。给我印象那么清晰的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记忆一页一页地翻着,想起了十七年来和朱先生的往还。

最初和他的认识,是我入了清华。那时他才三十几岁。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课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儿。见面最多的时候,是在郑西谛先生在北平,大家共同编《文学季刊》的一段。这时期虽然不太长,可是因为每一星期(多半是星期六的晚上)大家都要在郑先生家里聚谈,并且吃晚饭,所以起码每一星期是有一个很充分的时间会晤的。因为朱先生的公正拘谨,我们现在也不大记起他什么开玩笑的话,同时别人也不大和他开玩笑。只记得他向郑先生总是全名全姓的喊着“郑振铎”,脸上发着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让我们感觉他是在友情里年轻了。

那时郑先生住在燕京,从燕京到清华是有一段路的。每当我们夜深归来,往往踏着月光,冲破了犬吠,在谈笑声里,越过了不好走的小路,快乐地分手。现在记得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我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也就信以为真,又听说他常常叫人背诵或默写,错了字还扣分。我们那时又是不拘束惯了的,于是更觉得不听也罢。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他的讲授了。

朱先生谦逊,客气,而且小心。他对于一般人的称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编刊物,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着涂改,这涂改之中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口气改得和缓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绝对”、“万分”、“迥然”、“必定”的字样。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轻淡一些的了。

这一点儿也不错。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少见到他疾言厉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们也很少在他身上发现热狂,象臧克家所说的“燃烧”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实在有着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马虎。他的字从来不苟,一笔一画。他对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坚定,而有一个一定的界限,——当然是稳健的。

他写文字很审慎而推敲。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在一次谈天里,问起他一天写多少字,他说五百。”他反过问我,我说不一定。快的时候,曾写到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还另外写了两篇杂感。”可是这是那时的话,后来自己也体验到每天写不到五百字的时候了。

在战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华又是好环境,教授们的家都相当安适。在我们每每当下午四五点钟去谈天的时候,不但畅所欲言,既不关时局,又不谈物价,更没有愁眉苦脸,而且吃着好茶,有时来一道甜食点心,象莲子羹一类等等的。我们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日战争把所有人的生活划了一道界线。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教书。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时朱先生随着学校到了长沙。许多先生在衡山过了另一种生活。冯芝生先生很规律地写下了他的《新理学》,除了鬼神一章,是大部完成了。朱先生触发了旧时的兴趣,清新的篇什,颇传诵一时。

不到一年,长沙的临大改为联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为初到时的生活的凌乱,我们失掉了从容坐下来谈话的心情。不久,我又因为可笑的文字祸而离开昆明,到了重庆。因为是抗战才开始,大家的生活秩序虽然受了影响,可是身心都没有大的变化。

最叫我惊讶的,却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时候,适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朱太太是四川人),我去看他,他的头发像多了一层霜,简直是个老人了。没想几年的折磨,叫人变了样!有些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苍老了,我还想辩护。可是看看朱先生,我连说他苍老也不敢了。怕伤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我们也曾喝着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对了。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另外,《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大概也完成于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