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藏在记忆中的未来（第3/4页）

她说：“我认识您父亲，我在少女时代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希望有朝一日能跟您谈谈。我很愿意与您分享我的那段回忆。”

我们很快便开始通信。父亲替她治疗的事，让我想起了父亲处理过的其他几桩病例。在那些病例里，她并非其家中唯一一个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你瞧，”她说，“认识你父亲之前，他已经帮助我父亲挺过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当时他还要开导我那因父亲生病而压力倍增的母亲。因此，他会同时约见他们两个人，一边帮助父亲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一边给予母亲情感支持，让她在应付父亲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

她说，她父亲曾是个很有活力的人，却在将近50岁时，因为某个骨科上的问题暂时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位骨科专家把这件事处理得极其糟糕。他告诉我父亲，情况很可能无法逆转，他估计很快就离不开轮椅了。

“他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无法继续工作后不久，他也几乎拒绝了一切户外活动，直到他（或母亲）想到联系你父亲为止。你父亲是他大学时的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你父亲具体做了什么，但我母亲说，那位骨科专家的行为让他非常气愤。我想，他带着我父亲去见了另一名医生，另一名他信任的专家。但他给予我父亲的治疗都是精神病学领域的治疗。最后，他十分成功地帮助他摆脱了抑郁症。第二年，我父亲就又能正常行走了。谢天谢地，压根儿没有离不开轮椅那回事儿！”

她说，大约10年后，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危机。

“当时，18岁的我很想离开大学。虽然这种想法在那时候并不罕见，但在我的成长经历中，‘乖乖女’是不会那么做的。而我向来都是个‘乖乖女’，一直努力满足父母的所有期望。可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上大学。我不想进入那个环境，我惊慌失措，无比焦虑，担心父母对此会有何反应……

“告诉校方我想休学一年后，他们说如果我还想回来，就得开具一张病假条。他们先让我去看学校里的精神病医生。我想，学校留着这么一个医生，就是为了处理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吧。我讨厌那个医生，完全拒绝跟他说话。

“最终，我只得给父母打电话。父亲说，‘我有个朋友在波士顿……’于是，他把我带到了你父亲跟前。我非常肯定，我父亲是希望他能让我冷静下来，帮助我重建信心，并把我送回大学的。我之所以喜欢你父亲就是因为：他说，我想休学一年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儿！他说我的选择并没有错，我根本不必害怕会由此引发什么可怕的后果。他说，我一旦有机会多积累一些生活经历，比如找一份有趣的工作、到国外或国内其他地方开阔一下眼界，或轻松愉快地‘四处转转’，别老觉得头顶悬着一把剑，等我真的准备好返回学校时就一定能知道。他还说，他完全可以预料，不管学校放出多少吓人的言论，他们多半也会非常乐意接受我的回归。

“事实就是，他一直都在给予我力量。严重警告和发号施令对我都毫无意义，他从未让我觉得自己只能无助地依赖他人，反而让我更充分地认识自己，以便长成一个强大的、有判断力的年轻女性。他给我讲述每件事时，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朋友般的亲切。而我终于下定决心时，他也非常努力地为我争取……

“与此同时，他也理解我有多爱我父亲，知道我并不想伤害他。这件事他处理得非常谨慎！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充分理解我经历的痛苦、做出的决定，以及这一切暴露在我父亲面前后或许会引起怎样的非难。他制订的最终方案，对我和我父亲来说都是最佳选择。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自那以后，我跟父亲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加亲密了。”

最后，她告诉我：“我觉得终于准备好后才回到学校。”

她继续学习法律，接着逐渐对青少年和儿童面临的问题产生兴趣。拥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和几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后，她转而发展起一项新的事业，成为一名特殊教育[3]倡导者。她说，她在这份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你父亲身上那种十分罕见的能力，让我印象最为深刻。这种能力让他超越了与我家人的友谊，坚定不移地支持我彻底认清自我，找到能带给我安全感和完整感的一切。一方面，作为我的精神病医生，他能与病人保持必要的专业距离；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人能同时扮演好这两种角色，真是非常难得。在工作中，我与孩子及其父母打交道时，一直都努力将你父亲的做法作为范本，牢记在心。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他给予我的这份珍贵礼物。”

和这位女士通了一段时间信后，我对她的了解更加深了几分。感恩节时，她带着她母亲来到波士顿，邀请我跟她们共度佳节。她母亲已经85岁，却仍清楚地记得那个断言她丈夫再也无法行走的骨科医生，让我父亲多么生气；她也记得几年后，她陪丈夫和我父亲在他家附近钓鱼，我父亲拉起一条小狗鱼时的那股兴奋劲儿。这又让我想起那个钓具箱和那两根带卷轴的鱼竿，至今仍放在我的车库里……

我们应该明智地认识到：尽管记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但那些留存在那么多不同的人，以及父亲众多笔记和文件中的记忆，却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不管怎样，父亲留下了如此多的资料——即便现在，我浏览完的包裹和文件盒也没到一半；而仔细研究过的文件，更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我还有机会将剩下的那些东西看完吗？我怀疑，他要是还活着，说不定会建议我将它们留给年青一代中的某个人。也许可以给一位医学历史学家，或者一名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档案保管员。说不定，这个人正在研究该学科在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发展情况，没准儿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资料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父亲极有可能对我说：这些旧物大部分记录的都是过去那个世纪中某人的生活，我不应该再抱着它们不放。

“现在，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吧。相比了解另一个人的人生，你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这才像他可能对我说的话。或者，他也可能对某个病人说出这番话。这个病人或许正无比沮丧，却仍费尽心力，想要回忆起所爱之人早已逝去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