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探访民间生活（第3/7页）

一般人也许可以像这样讲漂亮的龙门阵，但无法像这样用漂亮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作品，这正是普通人和作家的区别。虽然他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是现代小说的《华阳国志》，但正是这位“脱光上衣，打着赤膊”，大摆龙门阵的人，成为1949年后成都市的第一任副市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看出他的双重性呢？

我们可以说成都人是老实得伤心，狡猾得吓人，聪明得要命，小气得要死。而这一切混合在一起，便会生出许多假精灵，所谓倒二通不二通的，包括对愚蠢者的蔑称，所有这些均可以在成都方言中得到体现。以“瓜”字头或带“瓜”，包括歇后语里谜底含“瓜”字为例就有：半瓜精（甚至包括形容“青勾子”如“半截子幺爸”都含有假精灵的意味）、瓜稀稀（好玩的是同样意思又叫“瓜不稀稀”，类同于“憨痴痴”与“憨不痴痴”的关系，甚至像“鬼冒火”与“鬼火冒”）、瓜眉日（瓜）眼、倒瓜不精、瓜娃子、瓜女（子）、瓜宝（器）、抖瓜话、瓜进不瓜出、瓜瓜、瓜儿、刘全进（由歇后语“刘全进——瓜”而来）等等。比如《成都话方言词典》，据我初步统计，起码有近一半的词汇带有明显的贬义性质，甚至连赞美都带有调笑的意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自己对任何事物的调侃。这就从侧面显示出四川人包括成都人在贬损对方上过于发达的创造力。

当然自古而今，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是头脑灵活、反应敏捷，但与此同时又轻率浮躁、心胸狭窄，而且有不少时候被帝国政府视为“民刁俗敝之区”，因为他们那种调侃的神情、游戏的态度，使得那些装神弄鬼的统治者“教义”的传播者感到十分难堪，而莫可奈何。因而史学家任乃强在其家乡南充曾编了一本乡土史讲义，在论及川省民性时，我以为至今仍有几点非常突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器量：“大多狭隘褊急，浅小不能容于人，多讥刺，少溢美，疾恶如伊，而不能慕善，喜自夸，而訾议于人。”

“多讥刺，少溢美”既是其耍嘴巴劲的需要，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为什么四川包括成都贬损性的词汇较多，以“訾议于人”即取笑他人为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有变成对方所訾议的“二百五”的可能，似乎意味着“二百五”无处不在，当然不排除偶尔是因为喜爱某人而对他进行的调侃。另外在志趣上“大都卑小，趋细利而急近功，轻实质而重虚荣”等。这些恐怕是我们应该深加反省并有所修正的地方。

老百姓的天空

每个城市都因其各方面的不同而有其特殊性，譬如北京是个政治城市，上海是个市民城市，广州是个商业城市，而成都就是个平民城市。自然这种概括有偏颇的地方，北京自然还有文化经济特点，但相对政治来说，都只不过是它的附属物而已，尤其像在我们这种制度之下。而上海名之曰市民城市，在于强调其商业发展的迅速性和历史跨度的相对久远。将成都名之曰平民城市，主要是平民一词所泛指“老百姓”的含义。老百姓的话语表达方式与官方有不少的区别，比如官方喊口号，民间用的则是民谣；官方用现代传媒，民间用口耳相传；官方用命令语气，民间用调侃态度；官方用印刷体语文体，民间就用民谚歇后语；官方正经做报告，民众就游戏展言子等等。在古代，除了国家政权外，家族宗法式的亚政权的势力也是不可低估的，这既是联系国家政权的纽带，同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自存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民间表现形式。而老百姓在这种情形下，用自己的语言（其话语表达形式计有民谣、民歌、童谣、儿歌、传说故事、笑话、歇后语、神话、竹枝词、谚语、柳枝、杂咏、踏歌、棹歌等）来表达他们作为底层群体的喜怒哀乐，我们能由此看出该地区民俗风情及社会生活变迁之脉络轨迹。

成都歌谣流传历史肯定十分久远，因为歌谣是口耳传播时代取巧的方式之一，因其押韵便于记忆，和故事性很强的传说，都较容易流传。但是民谣的时代性是很强的，而我们的文人雅士（正儿八经的史官就更难记载这些，上古采诗官以观民间疾苦风俗的传统，越到晚近越不存）又不乐于记载民谣之类下里巴人的东西，故而历代民谣虽有所存，然相对其庞大的数量来说，仍是百不存一，成都自然也免不了这样的不幸。至今保留的汉代成都四首民谣均与其时任蜀郡的太守有关。

东汉杜陵人廉范，字叔度，在汉章帝时任蜀郡太守，因为当时的成都是除了长安以外全国第二大城市，人口众多，房舍拥挤，一旦失火，延烧极广，火灾防范压力很大。因此官方曾一度下令禁止民众夜间点灯劳作，而民众为了生计，便采取遮掩灯火的方式，如此一来，就更容易发生火灾，民众不堪其苦。廉叔度到任后，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储水防火的措施，并允许民众夜间点灯劳作，以增加其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民众为表达他们对廉叔度的感激之情，于是流传开民谣一首：“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廉叔度歌》）意思是说廉太守你如果来得早点，我们的生活就好了，你来了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夜间劳作，现在富得要五条裤子重起穿了。至今成都人仍有“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的俗语，可见其源远流长，同时此民谣也可从侧面保留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消防史料。“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丰年歌》）这是汉代成都人获得丰收后，对彼时蜀郡太守吴资的歌颂，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及对太守操心农业生产的感激，以至于吴资调离成都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着他：“望远忽不见，惆怅常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去思歌》）民众对吴资离去的怀念，其实也隐含着对接替吴资者的不满。而汉桓帝时的一个蜀郡太守李盛便成了成都民谣的讽刺对象：“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以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刺巴郡守诗》）这首“刺李盛诗”，刺其“贪财重赋”，表明官府的勒索与匪徒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