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柴可夫斯基

——与《爱乐》杂志记者的谈话

时间:1994年11月9日

地点:北京

记者:请问余先生哪一年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

余华:我开始听古典音乐的时间比较晚,今年3月刚刚买音响。以前,也用Walkman听过一些磁带,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今年刚刚开始。

记者:您是一位作家,您认为音乐比小说还重要吗?

余华:没有任何艺术形式能和音乐相比。应该说,音乐和小说都是叙述类的作品,与小说的叙述相比,音乐的叙述需要更多的神秘体验,也就是音乐的听众应该比小说的读者更多一点天赋。

记者:听说您从买音响到现在,半年多时间,就买了三百多张CD?

余华:确实是如饥似渴,再加上刚入门时的狂热。实在是有一种买不过来的感觉。

记者:那么,您现在一天大约听多长时间的音乐?

余华:我早上起得比较晚,从起床一直到深夜我都听,只要是可以坐下来静心听的时候。到了深夜,我就用耳机听。

记者:写作的时候听不听?

余华:不听。

记者:听说您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

余华:我喜欢为内心而创作的艺术家。在我看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他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所以我尊敬他。如果拿贝多芬和马勒作为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参照系,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可能更接近柴可夫斯基。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所表达的痛苦,是一种古典的痛苦。在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痛苦的声音,可在那些痛苦中我们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所以贝多芬的痛苦在我看来很像是激动,或者说在他那里痛苦和激动水乳交融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中,我最喜欢的是《田园》,《田园》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单纯。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贝多芬代表了18世纪?

余华:贝多芬创造的是一个英雄时代的音乐,因为他不复杂,所以我更喜欢听他的单纯,马勒音乐中的复杂成分,你在贝多芬那里很难找到,但在柴可夫斯基那里可以找到。马勒和柴可夫斯基其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我总觉得柴可夫斯基是马勒的前辈。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表达的只是他个人的痛苦,而马勒音乐里表达的是整个犹太民族及世纪末的痛苦,马勒能在音乐中超越痛苦,而柴可夫斯基却永远跳不出来。

余华:一个人和他所处的民族、时代背景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完整地表达好一个人的真实内心,就什么都有了。我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不用去了解,一听就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产物。我觉得柴可夫斯基是马勒的前辈,就是因为在柴可夫基的音乐中没有超越。干吗非要超越呢?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

记者:您认为绝望和超越绝望,这两者有没有高低之分?

余华:深陷在绝望之中,或者说能够超越绝望,这应该是同等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状况。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容易被绝望吸引,也更容易被它感动。因为绝望比超越更痛苦,也就是说绝望是一种彻底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种变化的情感。柴可夫斯基是把痛苦赤裸裸地撕给人们看,所以我以为柴可夫斯基比马勒更能代表19世纪的世纪末。

记者:您不喜欢马勒?

余华:应该说,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情况不一样,每一个音乐家的创作情况也是各有千秋。杯子和水瓶并没有好坏之分,说它们有好坏,就过于简单。马勒的交响曲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九交响曲》。当他要伤感地向这个世界告别,当他要表达非常具体的一个活着的个人与死亡的关系时,显得非常有力量,表达得无与伦比。

记者:您认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他个人与死亡的对话?

余华:或者说是一种关系,一个活着的人和死亡的交往过程。起先是要抵制,后来才发现,死亡已经给了他一切。这部交响曲由卡拉扬指挥的那个版本,非常感人。相比之下,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我觉得缺少情感上的力度。在马勒这里,《复活》好像是一种思考或者说是一种理想,一种观点;而《第九交响曲》表达的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他老了,心脏脆弱,他要死了,他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超越,只能面对它。

记者:有人认为,柴可夫斯基就好比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夫。您的观点呢?

余华:柴可夫斯基一点也不像屠格涅夫,鲍罗丁有点像屠格涅夫。我觉得柴可夫斯基倒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为他们都表达了19世纪末的绝望,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柴可夫斯基是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脱光。他剥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们看到他的裸体,而是要你们看到他的灵魂。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突然出现的不和谐:一会儿还是优美的旋律,一会儿就好像突然有一块玻璃被敲碎。有人认为这是作曲技法上的问题。但我觉得绝不是他在技巧上出现了问题。他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变奏非常漂亮;他的交响曲的配器,层次也非常丰富,我认为他的交响曲是他作品中最好的。他音乐中的不和谐因素,是他的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的表现,充分表达了他与现实之间的敌对,他的个体生命中的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的敌对。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内心扭曲,或者说是内心分裂的作曲家。他身上其实没有什么浪漫,在他同时代的作曲家中,我们很难听到他音乐中那种尖厉的声音。它突然出现,打断甜蜜的场景,然后就变成主要的旋律。在第六交响曲《悲怆》的第一乐章中,主要主题就被这种不和谐打断过好几次。中间有一次,已经发展得非常辉煌,突然又被打断。这主题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非常感人。这种不断被打断,恰恰是现代人灵魂的声音。一个正常的人,在与现实和自身的关系中屡屡受挫,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最后是伤痕累累、破衣烂衫地站在地平线上,挥挥手就要告别世界了。听到这里,我都想掉眼泪。有人说柴可夫斯基没有深度,我不明白他们所指的深度是什么。

记者:您认为恰恰是这种和谐中的不和谐、不和谐再回到和谐,构成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