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 噢

那个夜晚的鸡叫救了我们。鸡再晚叫半小时，我们把一切事都干完了。接下来将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我们或者被抓住，判刑。或者不会，一个又一个夜晚掩护着，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那样的夜晚，还会一直地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厌倦了，离开。

可是，我知道那种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会因为另一件事被抓，拔出萝卜带起泥，把我们全招供了。

即使不这样，我们也会自己说出去。俗话说，贼不打三年自招。谁能把年轻时干的事一直地隐瞒住呢。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大半辈子没干出啥事情，别人都认为我是个没出息的人。可是，我确实曾干过一件惊动乡里的大事。我把乡供销社偷了。这事被人们谈论好多年。谁都不知道是我干的。他们把我这个人忘记了。开始我小心谨慎，努力隐瞒，到后来就不想隐瞒了。我半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却没人知道，你说我急不急。尤其过去多年，我也早已离开那个小镇。我觉得已经没事了，就在某个夜晚，喝了酒后，把隐藏多年的这件事说给一个最好的朋友，朋友又说给另一个朋友。说着说着传到派出所，搁了多年的一桩偷窃案，就这样轻易告破。

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会有一段牢狱生涯，这是躲不掉的。幸亏那一刻鸡叫了，远近村庄的鸡全叫了。

那以后，我们真不该再偷鸡吃了。我们真该好好想一想以后的生活。可是，一个又一个长夜等着我们。那些寂寞无边的夜晚，险些让我熬不过去。

“噢噢。”

他们叫我们了。小薛一个蹦子跳下床，我赶紧收拾桌子上的书和纸片，关灯出门。

我和小薛一直在等这个声音。我们七点半下班，在乡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太阳还有两房高，天黑还早着呢，整个乡政府大院只剩下我和小薛两个人。我们住在一间快塌的小土房子里，后来又搬进一个老头，是乡政府的付主任，住了一年多调走了。又剩下我和小薛。又过了两年，我也调走了，剩下小薛，和一个新来的小干部住在一起。听说我走后小薛使了个坏，在一个下雨天，用钢筋把眼看要塌却老不塌的门头檐捣了下来。房子住不成了。乡政府只好给他调换了间新宿舍。在对面的招待所里。不知他在那儿又和谁住了许多年。不断有青年人分配到这个小镇上，过几年又调走，或自己跑掉。

晚饭后是我和小薛最难熬的时光。我们没地方可去，小薛躺在床上，看一份不知从哪翻出的旧红头文件。我坐在临窗的写字桌旁，捧一本杂志，眼睛望着窗外的三棵白杨树。如果我在安吉镇再待几年，我肯定能数清那棵白杨树的叶子了。

他们的喊声通常在天黑后响起。他们从不进乡政府院子，只是站在大门口的马路上噢噢两声，我和小薛出去时，他们已站在街边的大榆树下，黑黑的仨俩人。

有时我们在半夜听到他们的噢噢声。我叫醒小薛。也有时小薛一脚蹬醒我。

“他们弄到酒了。”

弄到酒时他们的噢噢声带着尖快的声调。我们经不住诱感，赶紧爬起来，穿好衣服。有的夜晚他们又偷到鸡了，在街上噢噢两声。

他们偷鸡时从不叫我们。他们都仗义，知道我和小薛是乡干部，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他们把好吃的弄回来，快做熟了，派个人到乡政府门口噢噢两声。

不管多晚，我们听见了都会起来，只要叫两声，前一声醒不来后一声就一定会醒来。叫不醒两个也一定能叫醒一个。我和小薛，不管谁醒了，另一个很快就醒了。

安吉镇只有一条街道，长长的通到林场大桥，没有路灯，也没有临街亮着窗户的饭馆和商店。那时什么都没有。街道黑黑的，很少有人。夜里经常刮风。一到秋天街上飘着杨树叶和从西边田野刮过来的棉花苞米叶子。我对这条街道的记忆全是黑色。那是从来没被照亮过的一条街。我想。

“弄到酒了？”

我们走到那三个人跟前时，小薛低声问。

他们在黑暗中摇头。头顶是哗哗的树叶声。

我们走出树荫，在垫高的街道上往前走，左边是小学，长着几棵大榆树的空旷校园。右边是畜医站、供销社、农行、一字排开，全锁着门黑着窗户。再往前就是林杨大渠了。很远就听到那条渠的水声。水的翻滚声让人不得安宁，尤其在夜里。我在安吉镇的几年，仿佛只记住三种声音：林场大渠的水声、落叶声，还有他们的噢噢叫声。我似乎没说过什么话，我无声地度过了几年，那些夜晚的噢噢声中，可能有一两声是我叫的，我记不清了。多少年后我回想时，发现它们全是我的叫声，发自我那时的年轻嗓门。我一听见，便不由地站起身，要走出去。我都活到40多岁了，还是无法熄灭那种冲动。

“噢噢。”

我们在供销社门前站了一阵。有人捡一个土块扔过去，想砸到窗户玻璃，却扔偏了，碰到土墙上，“腾”的一下没声了。

又过了一阵，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叫了两声。小镇显得更加宁静。只有远处村庄的隐约狗吠。

“街上也不过来一个人，让我们找些事情。”

“就是，人都死哪去了。”

正说着，远远的地方有人叫了。也是“噢噢”两声。

“可能是三娃子他们，走。过去看看。”

我们下了路，朝北边一条小巷子走。走了一阵，听见前面有脚步声。

“大概两个人。”小薛说。

我们全躬腰在地下摸，一人摸一个土块捏在手里。

巷子一会儿宽一会儿变窄。两旁全是一纵身就能爬上去的小房子。我们绕过一个墙角时，看见前面的黑影子。是三个。

两伙人几乎同时站住，都不说话。相持了一会儿，我们这边有人“噢，噢”叫了两声。那边很快回应了两声。

“就是三娃子他们。”

我们都扔掉手里的土块。听见那边也有土块落地声。

“弄到酒没有？”

见了面老是这句话。那些夜晚，我们似乎没有其他可问的。

“驴抬下的，白天也不弄瓶酒放下。”

“你才是驴抬下的，你咋不弄酒放下。”

“我要弄一瓶酒，能放到现在。天不黑就喝光了。你知道，吃过晚饭，天不黑那一阵子多难熬。天老不黑，一天早完了，三顿饭都吃过了，天却不黑。你说急不急人。”

“确实急人。”小薛应了一声。

两伙人汇合后，我们返回到街上，在供销社门前转悠。

白天只有供销社能买到酒，5毛钱一提的散白酒，还有一块八毛钱一瓶的金沙大曲。经常有站在柜台前喝酒的人，买一提，一口喝掉，或者倒在白瓷碗中，一口一口地咂。供销社门前的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酒气。狗顺着墙根游逛，等候喝醉的人吐出来。一瓶好酒能让人醉一次，还能让狗再醉一次。狗一醉倒，很可能又变成酒鬼的下酒肉。我们是一伙穷人。很难买得起酒，我和小薛刚工作，每月七十多块钱工资，那几个朋友根本没有收入，一天到晚闲逛。我们只有混酒喝，想办法弄酒喝。一个夜晚，我们实在找不到酒，就用点灯的酒精兑半盆水当酒喝了。结果五个人全醉倒，躺倒三天三夜才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