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编辑

大约前年,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期间,有位边远省份出版社的编辑老远而来,兴致勃勃对在病榻上的我讲:“我们总编来电话,先生的小说文章我们包揽出版。不要您的书号费,一切费用全免。稿酬按规定最高的付给。”我不禁哑然失笑,回说:“多承厚意,实在感谢您和总编,不过您来迟了。”

我的这两句话都是实话。这位编辑大约出版偏居一隅,资讯不够灵动,不了解我的书稿正在为几家出版社所争夺,根本不存缴纳“书号费”之类的“初级问题”,而是用优惠条件也未必能如愿的事。然而他是诚心诚意的一脸的真挚,我不能心存刻薄,以得意之心应之,只能实话实说,我的那个“哑然”,倒其实真的有点“好笑”的意思,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这里饱食欲呕,他还要端盘点心:“上好的白面做得又肥又甜,请用……”我不能有骄之心对他,也不能对那些争夺稿子的出版社心存感激。就我的一生而言,没有什么值得骄的事。值得我感激的人倒是不少。其中编辑这行当中,顾士鹏、王汉章和周百义三位是的。

在部队军旅十年有余,到地方又在宣传部门,我的业务工作其实是个业余记者,也写过一些通讯报道、消息新闻之类的文章。那自然和现在的文学创作是两回事。采访、写稿、投稿(或者到报社送稿),别的事就没有了,看好,你就用,不行就拉倒。吃的是工资,跑的是工作,办的是“公事”。与编辑也就没有什么私交。老实说,《康熙大帝》的第一卷是昏天黑地偷着写出来的,心里一点数也没有,既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够发表水平”,也不知写出来投给哪个出版社,怎样一个投法。天下文艺刊物多如牛毛,文艺出版社是林林总总不可胜数,没有二月河的杯水之交。

就在这时,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来人了。社长王汉章还有后来和我多年切磋磨砺的老编辑顾士鹏(笔名顾仞九)先生。他们是道听途说“南阳有个凌解放,在写《康熙大帝》”。瞎猫捉死耗子地摸过来,果真地就碰上了。我的“知名度”如此之低惊动得出版社社长和编辑数百里奔波而来,自然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拿出了《康熙大帝》第一卷的前十章给他们看,犯人听候判决似的静等他们裁定。他们看稿子只用了半天,考核我用了两天半。怎样考核呢?那招待所是单间对面床。他两位坐一床,我坐一床,他们问,我答。不谈家庭、社会,也不谈学历、阅历,全部是清史上的问题。不单是康熙,清代的十代传主全都问。不单是《清史稿》,也包括野史,大量的笔记小说,人文观念,民风民俗,国礼典章,版图疆域……我看,所有他们能想到的问题尽皆罗掘俱穷详明追寻。据顾老师事后告诉我:“我们当然要全方位掌握一下你,因为我们对你一无所知……你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就我当时的感受,应对是应对了,多少有点“不为人信”的委屈。不久也就想明白了:你凌解放是谁?凭什么叫人相信你有能力写《康熙大帝》?不可以“考证”你一家伙吗?看稿子,“考核”的结果,王汉章和顾士鹏两位先生当场便说:“我们给你出书。”是年为一九八四年。

就这样,我开始了与顾士鹏的合作,《夺宫》、《惊风密雨》、《玉宇呈祥》、《乱起萧墙》陆续推出。其中第三卷的卷名还是顾先生的动议。待到写完《雍正》第三卷时,顾先生面临退休,他希望在休息前与我再合作一次,考虑到这位品质极好的老编辑的期望,我停了《恨水东逝》的写作,先写了《乾隆》第一卷给他,回头才又写《雍正·恨水东逝》。这就是雍正乾隆两书时序颠倒的原因。

大约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写完尚未出书,第三卷刚刚开始的交替日子,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周百义来了。他比顾士鹏年轻了老大一截,他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顾士鹏老成、实在、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古板。周百义则灵动聪敏,活泼机变、令人望之可亲。两个人也有一致的,似乎身体都不强,有病在身,再就是二人的执着与诚恳。他大概读了我的《康熙》书第一卷。在郑州朋友处打听到我的居处,夹着个布包,风尘仆仆便赶来,很单薄的样子进了我的“贫民窟”中。

作为我而言,始终觉得河南社对我有“知遇之恩”,“一饭之恩死也知之”,何况于斯?觉得私与“外社”交往不义气。但周百义却只是笑。他讲,作者不是哪个出版社私人的,而是全社会的。希望为他们写《雍正》,他会全力保障我的权益。没有哪个出版社能把一个作家包揽了的,也没有哪个作家是专为某一个出版社写稿子的……他愿意在南阳等我,我写一章,他拿走一章……他情真如此,我很感动;他很能讲,反复比喻,使我明了很多出版知识。但我还是问了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此事可不可行”,他们答复说,别的不要考虑,集中一切力量,用尽最好的素材把《康熙大帝》写好……这时我也听说有议论,说二月河已“江郎才尽”,这才定下决心把《雍正》交给长江文艺出版社。《雍正》一书出版比《康熙》艰难。原因倒也很简单。第一,周百义当时是个年轻资浅的编辑,仅有小说的初审,他不能作决策。第二,接到稿子不久,他就调出了出版社。他还在当着这书的责任编辑,但人,已不是出版社的人了。谁都明白这点尴尬或不方便,《雍正》第一卷被搁置了不短的时间。他对我一方是竭力安慰,又不能明白说清原委说别人什么,又不能多解释什么,且又不放稿子……后来知道,他在幕后是怎样地奔波“力争”。《雍正》终于是出书了,后来他又回来,当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他的耐性、腕力、精明劲,都是很有风采的。

就我今日在文坛上的位置,当然有不少出版家给我以青目,我也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我永远都不小看这份心意,因为别人看重我,我须得加倍地看重别人的情愫。但更为可贵的,是出版家中如上几位先生朋友,无一面之睹,杯水香烟之交,为一个陌生初起的作家修桥造路,是为人间真情的桥,社会人文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