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所思

长时期以来,“成分”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封建时代,有士大夫、庶人、农工商、地主、佃户、贱民种种“阶层”,或者叫“阶级”。对待各个阶层,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经济分配制度也不一,这就造成了阶级仇恨。建国以后,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强劲,都有飞跃式的大进步,大改观,惟独“成分”这意识存在。旧时代新时代的“地富反坏右封资黑”成了新时代的新贱民阶层,与旧时代一般无二的新的社会问题不单“存在”,且是势头不减,愈演愈烈,生命力鲜活。从深层次原因上说,窃以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从根本上认识解决了它的政治家就是邓小平。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始,一步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卫生起来,健康起来。

“成分”这种社会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学领域,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一边倒,文学评论的单一倾向。一部作品出来,首先考问的“它是香花还是毒草”这类问题。肯定了它“没有问题”,然后再说别的。这作法带来的后果,是服务对象的单纯性,为下里巴人而创作,“阳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简单,倘若你只爱春天,那么你这个花园里便没有荷花、菊花与梅花。本来文学应该表述的观念形态,真善美爱与死,夺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学养,冶人操守,种种功能,未必样样都与“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这些阶级成分挂钩。即使是无产阶级罢,也有一个学习的任务,有提升素养,接受人类美好灵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绝对化,必定的后果是“过犹不及”。

老实说,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结婚》、《三里湾》、《苦斗》,这些创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赵树理、欧阳山、曲波,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于这种创作理论的局限,在文化枯竭、无别的书可读的情形下,读者选择了它们。也有耀目的辉光,也有大批量的呼拥读者。但是,这只是一时之作,难以永恒,原因也很简单,它本来就是为这“一时”服务的作品。

《艳阳天》、《金光大道》今天翻翻看,浩然的艺术才华,仍在熠熠闪烁,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反感样板戏,其实样板戏也自有它们宜人的风采,这些学者一听就掩耳,那心里暗示是腻味头痛反感“文革”这场伤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样?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受“阶级说”的影响相当较少,《李自成》的前两卷我看仍是旷世绝唱,但后来变成“阶级歌颂”,高大全地表述这个农民领袖,创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这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一则是“应人”之作,服务的对象狭小,心胸目光都不能开阔;二则是“应时”之作,“时过”自然“境迁”,从这个角度看,真个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文艺评论怎样?著名文艺评论家孙荪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头,评论家则是木耳。”我以为孙的这一断语说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说“评论家应该是木耳”似乎更贴切一些。因为事实上,木头不仅生木耳,还会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藓……向木头上钉钉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锯成锯末……可以说都叫“评论”。

生木耳,是于人有益,可以作美味进食,营养作用颇多,但用刀斧锯这类利器去评论,得到的是什么?木头们畏惧斧钺加之,就会一律按预先允许的“规范”去生长体裁,这样,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花们长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标准”长出去是什么花?恐怕连狗尾巴草也不是!谁愿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长出“毒草”呢?

文学艺术,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歌颂”和“暴露”,它还有“告诉”,“讽刺”,“调侃”,“和息”,“要求”,“给予”……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因了“阶级标准”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这,便是那,不是拥护,肯定就是反对。表述了改革家,工人农民“火热”的生活,农民起义,甚至反社会的匪类,那就是“主旋律”,否则,你的嗓门天赋高了,不单不当你是帕瓦洛蒂,还会听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虽不及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当你别有用心也未可知。

用“政治标准”衡量蔡先生的这部书怎样?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不是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它绝对不可能被我们高层象牙塔尖端的评论居要津者列进“先进文化”的书目里头。

它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和表释。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两千年历史传承记载不断的国家,可能与我们“敬惜字纸”的民族习惯有关,除了历史,还有野史、私史、笔记、日记……正统的史札,还配合了这一系列庞杂的体系佐证,辅助或匡正纠谬的资料,有小说,诗词,说部,传本……小到民间流传的演义故事,书摊,小曲,民歌,鼓儿哼……种种文学与艺术的烘托,众星捧月地簇拥出“廿四史”来(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没有绝大学识,绝大胸襟器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作蔡先生作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自行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用阶级成分论是无法评论这本书的。你说他有某种超阶级的倾向,那倒是实话。蔡先生是个好老师,他把一个统绪一个统绪的兴亡过程,一个一个人物的历史表现都告诉你——顶多偶尔地,很温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绪——余下更多的是给学生以思考判断的空间。

一部好的历史实录,何尝不可当做一部小说和文学作品看?荆轲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种肃杀,秋高凛冽,壮士义行必死的悲壮,慷慨赴义的情致,是极致的文学描摹。《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却立,依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后来见不少辞书注释里说“怒发冲冠”一词出自岳飞的“满江红”,这都是不读史书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