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肖迪奇的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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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世界崩坏时，

我会从高低不平的栅栏中窥视……

当我踢到一块老旧的路缘石，

我就会看到你，真实又羞涩的肖迪奇的兰花，

长在路边草地上

从旧电线、碎瓷片、铆钉和弹簧中间钻出，

以铁路的轨枕为养分。

——摘自彼得·丹尼尔斯[147]的《肖迪奇的兰花》

即便是在英国，也可以轻松找到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杂草地狱。随便望向哪个路边绿化带，就会发现斯蒂芬·迈耶对世界将到处都是“适应性强的多面手”的阴郁预言已经成真，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被猪殃殃、荨麻和那些施肥过度的茂盛草地替代。“生物，”迈耶写道，“它们的多样性越来越低，来自异乡的物种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新意。”在那些苦苦挣扎但面积依旧不断缩减的耕地的角落里，会看到尼尔·阿舍森笔下废弃的农业机械被黑莓和毒参吞没的场景。走在康沃尔郡的悬崖上，会看到本土的海石竹和春绵枣儿被大丛大丛的南非食用日中花（尽管它们很美丽）湮没。这就是属于我们的“野性未来”吗？这就是杂草将继续对我们、对几千年来和我们亲密相伴的古老植物产生的影响？抑或是我们继续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进入艾伦·韦斯曼构想的那个忽然没有了人类的世界，看看一栋几年前才空出来却已经被虎杖和新生的接骨木丛攻破的房子。但你也可以过几十年再来看看这样的地方，到时对我们星球不可避免会被杂草占领的想法便会开始动摇。在写下这段话时我就身处这样一个地方——埃塞克斯郡一个荒弃的人类居住点的遗址。此时距离最后一个居民从这里搬离还不到30年，但这片遗址已经比某个1000年前被森林吞噬的印加城市还要残破不堪。这里有几种侵略性的杂草——几片山羊豆和一枝黄花，还有躲在矮树丛中的栒子丛；但我感觉基本上像是漫步在一片野生的——尽管物种组成上稍嫌不协调——新生林地。这里长着浓密的山楂树和稀稀落落的梣树。其中有一棵身上爬满了厚厚的攀援植物，还缀着啄木鸟啄出的小孔，忽然之间光线一变，我才意识到我眼前其实是一根老旧的电线杆，上面垂下来的是生锈的电缆。沿着小径再往里走，有一只废弃的邮筒、一个被蓬勃生长的女贞和接骨木掩映的通信站，以及深埋在柳树丛中的孤单的消火栓。在本土树木中——尤其是在比较开阔的区域——随处可见小型且全无侵略性的花园灌木和果树。

在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些背景知识。这里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流动人口暂住区，位于巴西尔登附近，全盛时期住宅超过8500座。流动人口迁移始于19世纪末的农业大萧条期间，那时土地所有者们开始小块小块地出售多余土地，巴西尔登周边开始出现一片规模不小的棚屋区。这里的住宅基本上由拖车和旧的火车车厢组成，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暂住者自己建起了小棚屋和小木屋（20世纪50年代时数量已达到5000座左右），有些人甚至盖起了齐整的砖房。最重要的是，每座临时房屋都有一座花园，里面种着大量的蔬菜、灌木、果树和小片的草地。

不幸的是这片世外桃源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供水和排污系统的承受力，在战后极端谨慎和官僚主义气息浓厚的氛围中，当局开始对这里产生不满。1949年，一家开发公司成立了，随后暂住区的流动人口被安置到了巴西尔登新城区。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家公司几乎清除了所有棚屋，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这个地方还原成耕地。但这里地势太过陡峭，土壤也太贫瘠，没人愿意收购。于是，1989年，公司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宣布把这座鬼城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

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是自然演替的实例中最奇怪也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最开始几年，草坪草和所有与其相伴而生的杂草四处蔓延。花园的多年生植物壮大到了惊人的规模。但随后树木便开始包围上来，有李树、苹果树和一些较高的花园灌木。本地的树种——栎树、梣树、山楂，甚至还有几棵埃塞克斯郡的“郡树”鹅耳枥——紧随其后，开始在鸟类的传播下从废弃的菜畦和草地中露头。如今，欧丁香和毒豆的花绽放在5月的花丛中。绚丽的重瓣玫瑰与它们的野生亲戚交缠在一起，野生葡萄藤则爬满了壁炉的炉腔。茂密的黑刺李丛中四散着幸存下来的山梅花或卵叶女贞。但本地的阔叶树正无情地挤走体型娇小、较为孱弱的栽培植物。在草类比较丰富的区域，大部分之前已经适应了的花园植物都已经被像野胡萝卜和百脉根这样的本地草地植物取代。在英国的气候下，本土植物群落几乎总是能赶走那些先驱杂草和外来入侵者，这个排挤过程基本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才仅仅过去了30年。再有100年，这片曾经的流民暂住地将会变得跟一片普通的混合林地十分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中会点缀着几棵强健的苹果树、能够忍受黑暗的黄杨以及路边粉色的肥皂草——这些植物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社区。同时它们还提醒着我们，至少在地处温带的英国，杂草对荒地的占领几乎从来不是永久的或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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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草而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如今的它们正处在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同时受到的打击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厉。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但不同的控制技术会对文化产生不同的副作用。20世纪40年代，有机磷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数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态度）产生的影响超越以前任何一种技术。化学性除草剂是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杂草如今都十分稀少难见，倘若被约翰·克莱尔知道，他大概会说这些杂草“从我们的知识中消失了”。但化学除草剂与最原始的史前徒手除草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只是选择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从想要的植物中去除的过程。而正如锄头会给那些根系深且可以从断根中重生的杂草个体带来优势，扬谷会帮助那些种子与农作物谷粒大小一样的杂草演化，化学性除草剂也会积极推动那些生化系统独特、对毒药免疫的杂草植株进一步演化。第一种对有机除草剂表现出抗性的杂草，它的脱颖而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与园丁们素有渊源的千里光中有一批对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西玛津出现了抗性。千里光从萌发到结种只需6个星期，一年中可以繁殖5代——这就像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大型新物种培育实验。20年后，又有50个物种对大量除草剂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