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第4/7页）

又如，王小东挖苦《南方都市报》说：“南方某都市报，还是多花点钱吧，多花点钱雇个好一点的写手来骂我们吧，别舍不得花钱，你一个大报，因为舍不得花钱，雇了这么个写手来骂我们，这不是丢自己的脸吗？”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原因与结果的不搭配，因为“花钱”不是“写好文章”的原因，花钱再多，也未必能买到好文章。“说不”类的书赚了很多钱，但文章写得并不好。原因和结果不搭配的原因是，它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靠假设”。这三者之间构成了这样一个谬误的三段论证:（1）凡是出钱多，就一定能买到好文章（这是一个不可靠前提）；（2）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出够钱；（3）所以这篇文章很糟糕。

为一个著名作家像为初学写文章的学生一样分析逻辑谬误，值当不值当呢?在一个公共说理成为风气，人们普遍具有逻辑、说理习惯的社会里，把常识性的东西当作一个严重的公共话题，当然不值当。但是，在一个公共说理严重匮乏，连一些“作家”、“学者”、“思想家”都分不清讲理和不讲理的区别，而他们在许多非理性读者那里又很有市场的社会里，情况就不同了。提醒公众公共说理和逻辑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件很值当、很迫切、具有公众启蒙意义的事情。

赞同《中国不高兴》的读者，往往不只是赞同这书的观点，而且也是认同它那种对抗、谩骂、暴力、吵架的话语方式。例如，一位叫刘安亮的网民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我替您回击《中国青年报》。写给《中国青年报》：怎么老是看到你发批评《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怎么看不到你发表扬和赞成《中国不高兴》的文章啊？拉偏架也不能这么偏啊？多少赞成这本书的你怎么装看不着啊？还什么青年报你能代表青年吗？就贵刊这样还想引领读者引领青年思想您别做梦了！”

网民刘安亮是用吵架或打架来看待王小东和《中国青年报》的意见分歧的。他要进行的是“回击”，而不是说理。吵架是一种对抗的、拒绝说理的话语。态度越凶，说话越狠，吵架就越成功，但说理也就越失败。吵架的一些“狠招”和“绝招”（如死不认账、反咬一口、我错你也错、谩骂）恰恰是说理话语所摒弃的。吵架比的是谁嗓门高，谁更善于运用语言暴力，谁更能伤害对方。吵架双方的彼此伤害越深，在“理”上取得共识、妥协的可能就越小。吵架要置人于死地，说理要人际沟通，这两个恰好是背道而驰的目的。

还有一位网名叫“憨子”的，看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查建英对《中国不高兴》的批评，在王小东的博客上留言道:“这个查女士（我真不愿意这样称呼她，因为我看她跟李银河一样，属于中性人），基本上都是胡搅蛮缠……我认为她是造谣污蔑中国人民，按无罪推定的角度，那只能认定她是弱智…… 她污蔑中国人民要复仇、要自卫的行为是跟美国西方侵华一样，是小流氓行为。我只是囫囵地扫了一眼，实在没兴趣看那女人喷她的不知道是雌性还是雄性荷尔蒙。最后我要说，那女人，用很狡猾很不要脸的手段……从这个女人的骂人的狡猾手段来看，我认为她是故意混淆是非，而不是真傻——是屁股（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决定了她的大脑——明明卖了淫她却又装得很圣洁（张嘴闭嘴站在咱中国人的角度，为中国人考虑）。此女人，真不是东西。”13这样的吵架语言，简直就是《中国不高兴》的回声。

王小东声称，《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一个月就卖出了32万册，而且大多是为它叫好的。如果是真的，看了像是网民“憨子”这样的留言，不能不让人为中国非理性的普遍蔓延感到担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中国公共话语生态恶质化的冰山一角。一切可能与它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它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它借助的本来就是那种高度情绪化、具有暴力和仇恨倾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对它来说，说理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主观色彩浓厚而不能自我约束的语言在网络和大众文化中已盛行多时。正如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所指出的，这种以网络为主要言说空间的话语，其明显特征是“哄客”们的暴力、冲动、专横、仇恨。这个网络中的“群氓社会”，与勒庞（Gustave Le Bon）在100多年前论述的有形群氓社会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烈、暴戾、冲动、易受蛊惑和不理性。

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哄客群众游走于网下假面社会和网上虚拟社会之间。他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网上哄客身披隐身“马甲”（网络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这种自我隐藏和变形折射着新极权政体人格中被扭曲了的自由欲望和与之共生的暴力倾向，“互联网的匿名注册制度，捍卫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庇护了必要的正义批评和真相陈述，同时也为网络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摇篮。匿名效应制造了大量的‘无名氏’，他们可以放肆地宣泄个人焦虑，而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角色责任”。

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而这样的群众行为恰恰支持了极权统治惯用的驭民逻辑和合法性：为了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行任何对个人的排斥、钳制、压迫、残害。这也是“不高兴”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特征。

四自说自话不是公共说理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写作，许多写作是用粗暴、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当然也还有“说不”类的写作，它更是在本来已经病态的环境中扩散非理性话语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