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闲情与野性（第2/3页）

首先，他让食量颇高的马二先生在蘧家面对“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碗煨得稀烂的猪肉”，当下吃了五碗饭。蘧、马二度相逢是在马二先生下处文海楼书坊，“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一碗熝青菜、两个小菜碟。马二先生道：‘这没菜的饭，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孙道：‘这个何妨？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里带的有银子。’忙取出一块来，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日后马游西湖，先“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又“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按：处，处州；处片，处州产的笋片、笋干等零食）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不多久，又“吃了一碗茶”，看见“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接着，走不过几步远，来到一个茶亭，“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

语境

别以为马二先生吃饱就算了，接下来，他还“吃了一碗茶”，又“吃了一碗茶”，“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之后稍逛了一会儿，再“吃了两碗茶”以及几十文的饼和牛肉。黄昏前后遇见过冒充神仙的洪憨仙，面对“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又是一碗清汤。”马二先生“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又尽力地吃了一餐。”

这便是吴敬梓的“闲中著色”，引得读者馋涎欲滴、食指大动不算什么，以此吃相反衬侧写马二先生对功名富贵的执迷贪恋，才叫精神百倍。

作为一部以书面形式问世的作品，《儒林外史》占了便宜：它毋须面对书场上可能对马二先生的食欲与食量并无耐心去寻绎、理解的听众。它的读者如果不耐烦像马二先生那样浏览食物，尽可以速读略过——虽然，这样囫囵吞咽，反倒不能体贴吴敬梓“闲中著色”，以呼应那“一篇之骨”的趣味了。

不过，“闲中著色”未必要呼应主题。“闲中著色”可以只在展现小说叙述的野性。《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戴宗二取公孙胜/李逵独劈罗真人》叙戴宗与李逵用神行法至蓟州访公孙胜，路途中经过一素面店，遇一老者合桌共食，并从老者处打听到九宫县二仙山公孙胜本师罗真人的居处，这原是可交代可不交代的一个过场。施耐庵不只交代，还花了近五百字篇幅描写李逵久候面食不来、拍桌溅汤、激洒了老者一脸热汁的场面。后世读者无能深究：一碗热面汤溅脸有何趣味可说？有何奥旨可探？有何典故可依？有何近事可用？也许——一个玄妄出奇的想像——这个不大起眼的段子出自《水浒传》“定本”写成之前，某说书人之所以抖了这么一个包袱，也许偏巧是因为当地知县、知府乃至某个知名望重的大人物给一碗热面汤烫了脸，抑或是当时某道人聚众宣讲“长生不老”法，招得万人空巷，摩肩擦踵，于是说书人才在书场里添上这么一折：“老儿答道：‘……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按：在小说中是去听罗真人讲“长生不老”法）’。”

既然中国书场本身是一个传统，书面写下的“定本”便只是这传统的一个部分、一个角落、一个片段。深掘广探，之所以称其“闲中著色”，便可能是基于不同时空的、后世异地的读者误以为说书人或作者之叙述撒泼放野，闲说废话；其实对彼一时空的、当世在地的书场听众而言，洒碗面汤或误场演讲却可能是兴味极足的段子。那兴味出自说书人与其书场听众互享共有的语境。

吴敬梓在茶馆里找到的理想形式

在那个杭州说书人和他的秘密客户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形的语境契约：后者可以不关心那三天之间说书人拖沓了或创发了如何有趣的情节，他只关心他想要知道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成是他已经听过的）武松打杀西门庆的动作细节。可是在同一位说书人和那三天里日日前来捧场的听众之间，《水浒传》平添了另一种即兴衍生出来的野性叙述，彼一野性叙述是这些熟悉书场语境者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对说书人在那三天之间的表演感觉满意？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推测：同样基于书场语境的供需索馈，也可能发生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换言之：书面“定本”正可能是一个来历复杂的语境的产物。会耍口技的柳麻子其生也晚，倘若他那个“武松打店”的段子早出一两百年，说不定今本《水浒传》“定本”的第二十三回里就多出一节“店内悄无人迹，武松且扛起哨棒，对着一堂空缸空甏蓦地一吼：‘主人家怎地不来？’但听四壁回音大作，瓮瓮有声。”果若有此一节，来不及当场聆听柳麻子说书的后世读者也只有三种理解此节的途径：视之为无关宏旨的赘语，其一也；视之为帮衬气氛的点缀，其二也；视之而不见，其三也。我们今天读《水浒传》到李逵要劈罗真人之前，早知这铁牛性情急躁，不待多溅一碗面汤来佐证，可是“定本”中偏叫李逵拍它一桌子，在读到那将近五百字的叙述之际，我们只能揣想臆测：我们无从得知某种只在书场语境中才能品尝回味的奥秘。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对于开过茶馆的吴敬梓而言，书场语境存在与否并不至于构成小说创作上的困难。他的《儒林外史》原本不是为提供书场中人敷衍铺陈而写；可是，他却显然从中国书场中那种“专在无事中生事”、“闲中著色，精神百倍”的法门中得到诀窍，每能自出机杼，寻一微枝细节（如马二先生的嗜吃）入手。据徐鳌润先生《现代人看〈儒林外史〉》一文引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鱼门）诗“沉醉垆边落拓才”推测：吴敬梓开过茶馆。那么，这位身当“康熙（经学）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代”（见胡适《吴敬梓年谱》）的小说家，对学术沦为制艺而文章丧于八股的愤懑得以寄托于章回说部则其来有自：中国书场原本多寄棲于茶肆酒楼，其充满野性的叙述则恰恰成为讽刺腐儒及彼一僵硬制度的理想形式。胡适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见前引徐鳌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