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的滋味（第2/3页）

玛利亚涂的故事中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她如何学会了宽恕。她住的难民营里来了一个剧团，她与团员一起参演了一部戏剧，戏剧中有个场景，讲述的是反叛军首领给男孩们分发毒品，“让他们变得更有胆量”，有人不从，便遭到毒打。

在倒数第二幕戏中，反叛军男孩们挤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对彼此承认罪行，希望能够回家，回到各自从前的生活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必奢望就能得到的梦想。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幕，意识到那些伤害过我的反叛军男孩们一定也有自己的亲人。我回想起那个希望我跟他们一起加入游击队的叛军男孩，“他也会叫我去杀人吗？”我不禁这么想。

在书的结尾，有人让作者见见伊斯梅尔·比阿，塞拉利昂反叛军的前童军，《长路漫漫》的作者。起初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他，也不知能不能面对，最后，她决定不再多想，答应下来。比阿激动地为她的书撰写了前言，并出席了这次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午餐会。

当发言结束的时候，我向母亲挥手道别，母亲还不准备回家。她被朋友和同事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要告诉母亲他们有多么爱她，多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她。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母亲能来参加这次午餐会，也让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切，并把这个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脑海里：这个瘦小的、白发苍苍的女士，被那些对她又爱又敬的人层层围绕。

午餐会后的几天，母亲的病情逐步恶化。尽管她常常把精力存起来备用，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个星期后，我去家里看她时，发现母亲紧咬着下唇，她看起来非常难受，但她还是有几件事想要告诉我。

“我生病不久就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们提醒我检查过程中会出现可怕的噪音，那是机器发出来的，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适应。但说真的，事后我告诉他们说，这比我以前从西非难民营回来时坐过的俄罗斯直升机好受多了。这让我想动动笔，写点东西，关于我们享受着医疗保险的人多么幸运，却不懂珍惜，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还有那个在午餐会上发言的、写下《芒果的滋味》的年轻女人，她很令人佩服。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帮我想一想。”

母亲的桌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芒果的滋味》。她标记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朋友对作者说的：“在北美洲，许多孩子都不把上学当一回事，认为受到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度，你才会明白教育能带来多大的好处。教育能够为你打开许多门。你也许没有双手，但你仍有大脑。我认为你非常聪明。要善用你的聪明才智，你会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

“我也想写写难民营和勇气。”母亲说，“让人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立刻逃命，抛下所有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想要写写全世界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题，写下他们经历过的感人的故事，以及为何没有人信任他们，或他们对自己抱有怀疑。还有难民营的男孩子们，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些事可做。还有战时的教育问题，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给孩子们稳定感与希望。哪怕外面枪林弹雨，你也要找到方法让孩子们学习。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写下这些。”

“我来帮你写。”

“你可没时间做这个。”

“我可以抽出时间，而且我很愿意。”

“我也一直在想。”母亲继续说，“关于那些我们看过的书。你肯定还有其他一些想看的书，不只是我给你看的那些。”

“没有。好吧，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但我很喜欢我们一起看过的书，包括《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我也是。但你没把那本书全部看完吧？”

“还没有，不过一定会看完的。”

“你真的不必这样。”母亲说，这句话感觉真的很怪异。我知道她喜爱约瑟夫系列，尽管起初她觉得这本书很可怕。然后她补充说：“你做得已经够多了，你们都做得够多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再交谈。我能听见母亲的呼吸比平时更为沉重。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没有睡觉，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事情，又或者她觉得身体有些痛。

“你没事吧，妈妈？”我说。我想要说好多话，关于读书会、关于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关于我对此是多么感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似乎永远都不是时候。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流泪，但我并不想那样，尤其不要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想让母亲来安慰我，或许，我担心一旦开始流泪就再也无法停止。

“没事，我离开一下，马上回来。”母亲说，然后突然起身离开房间。十分钟过去了，我在犹豫是否需要过去看看她，这时母亲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滤网、两个茶杯、牛奶、砂糖，甚至还有茶壶保温罩。我连忙站起来从她手中接过茶盘，放在桌上。母亲为我们倒了茶：“我觉得喝点茶会好些。”

喝了茶确实感觉好些了。“有时候，只要做点事就会让情绪稳定下来，哪怕是泡茶这种小事。”她说。

“你说过还有别的事情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我问。

“我的讣告。我已经把我的经历都整理好了，包括去过的地方和一些其他的事。我知道这会花很多时间，但也想请你帮我写。我也写好了一些信，孩子们每人一封，等他们长大一点再给他们看。我希望他们知道祖母多么爱他们，把每一个人都视为珍宝。我相信你能妥善保管这些信，以后会送给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这时，我哥哥来了。

“太好了，你哥哥也来了，你们俩一起再看一下我的假发。我觉得它好看点了，现在颜色也不那么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对了，道格，我还要再跟你聊一下葬礼的问题，看看要唱哪首赞美诗，念哪一段经文。”母亲和道格谈过好几次这个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真的要对所有人说清楚，如果他们打算一直哭哭啼啼的话，就别来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我还没死呢。”

2009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大卫和我去拜访了我们的朋友汤姆和安迪。在母亲确诊出癌症的第一年，我们在他们家度过了感恩节，那里的风景非常美。大卫和我把自己当成那里的常客，不停地去骚扰他们，但汤姆和安迪似乎并不介意。到达那里一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拉里·克莱默打来的。拉里是母亲在50年代伦敦戏剧团的好友，我也在大学的时候跟他熟悉起来，我们俩还与另一位朋友合写了一部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