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妄（第2/3页）

话又说回来，潘金莲对于其母潘姥姥动辄恶语相加、极尽污言秽语之能事，倒也不是对潘姥姥不愿奉养，而是因为潘姥姥“敌友不分”，多次站在金莲的最大情敌李瓶儿一边，并时时称颂李瓶儿之贤德，使潘金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仅此一端，就使得潘金莲至死不肯原谅其母。作者如此处理，反而是写出了潘金莲一味任性，为一己之欲不惜鱼死网破，知错不改、错上加错的一贯性格。如果说潘金莲与其母的关系中，全无“天良乍现”的一面，恐也未必。至八十二回潘姥姥死，金莲将她的丧事尽托于陈敬济，自己探望一回竟不再露面，固然是冷酷之极。但陈敬济办完丧事后来向她覆命，潘金莲听见她老娘入了土，心有所动，不觉“落下泪来”。可见其真性仍在，读之令人鼻酸。

潘金莲之并非全无仁义，还体现于潘金莲与春梅二人的关系上。自从春梅从吴月娘身边被派入潘氏房中，潘金莲便与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既是主仆，又是姐妹，甚至情同母女。两人自始至终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两人之间的关系虽偶有冲撞，总体而言十分稳定，这在《金瓶梅》中是颇不寻常的。诚如田晓菲教授所言，《金瓶梅》中，没有任何一对男子之间的关系，其感情强烈程度可以与潘金莲与春梅的关系相提并论，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47]不论是丫鬟、小厮还是奶妈，只要有人与春梅形成冲突，潘金莲始终坚定地站在春梅一边。即便是吴月娘、西门庆、李瓶儿、孙雪娥与春梅发生龃龉和冲突时，潘氏也不顾自身的安危，对她竭尽保护之责。就连潘金莲本人，也常常对春梅屈节下之，处处忍让。潘金莲对西门家中众妇女可谓是人人皆妒，妒则恨不能其死——对吴月娘、李瓶儿、孙雪娥这样的主子如此，对宋蕙莲、王六儿乃至如意这样的下人也是如此。她与孟玉楼时常出双入对，表面上情投意合，宛如姐妹，但一到背地里，张口就骂她“麻淫妇”，足见她对孟氏的嫉恨之深。但奇怪的是，对于春梅，潘金莲却全无一点妒意。小说第七十三回，潘金莲回房中，从窗户里看见西门庆坐在床上搂着春梅“一处顽耍”。她不仅没有怀妒含酸，当场翻脸，反而惟恐搅扰了他们的好事，竟自己一个人悄然走开。西门庆死后，春梅被发卖，潘金莲数度哭倒，大放悲声，乃至于一连几天心中伤悲，积郁难排。

当然，对潘金莲的一片护惜之心，春梅亦铭记在心，知恩图报。潘金莲在第八十七回被武都头斫下头颅，挖去五脏，一命呜呼，春梅为她大哭三日，茶饭不思。此时仍念念于潘氏者，敬济而外，世上恐怕也只有春梅一人而已。第八十八回，潘金莲托梦给春梅，泣诉尸首暴露街心，风吹雨洒，鸡犬作践，无人领埋。春梅即令张胜、李安去县中打听，收拾尸体停当，埋入永福禅寺之中。这年清明节，春梅亲往永福寺祭拜焚香，以全始终之情。

不用说，在《金瓶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论是男女之情，还是友朋之交，伪善和虚假是其基本底色。若说到超脱一般功利关系的“知己”或“知音”，惟有春梅与金莲的不离不弃，庶几近之。作者如此处理，岂非无因？

除了“天性之良”和“仁义”之外，《金瓶梅》对潘金莲的刻画，多侧重于潘氏沉溺于现实欲望的率性真机，真切刻露，笔笔不虚。小说的第四十六回，有这样一段很有意味的情节：

吴月娘与孟玉楼、李瓶儿诸人，在大门口遇见一个卜龟打卦的乡下婆子，就让她来算卦（这既是典型的“提前叙事”——叙事者通过三人的卦象与卦辞，提前告知三人日后的命运，同时也是在刻画人物——写出吴月娘等人对仙道、鬼神之事的迷恋与愚妄）。作者故意漏掉了潘金莲，这一方面说明潘氏不好此道，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文章技法的故作错综。有意思的是，等到三人算完命，打发卜龟卦婆子去了之后，潘金莲却突然出现了：

月娘道：“俺们刚才送大师父出来，卜了这回龟儿卦。你早来一步，也教他与你卜卜儿。”金莲摇头儿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

这是极高明的写法。潘金莲虽未算命，但她日后“街死街埋”的命运（被杀后尸体抛于大街之上），却由自己口中直接道出，可谓“不算之算”，一语成谶。而潘金莲这段陈辞的决绝与慷慨多气，却也清楚地表明，潘金莲只打算在赤裸裸的现实层面承担自己的命运，与吴月娘的道学与佞佛，与孟玉楼的善用腾挪之术，与李瓶儿仁柔示弱以策安全的心机，都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或维度上来塑造潘金莲这个人物的：

一是传统的是非善恶的维度——从这一维度来说，潘氏之毒辣凶残自然事实俱在，罪不容逭。

二是作者受到佛教（禅宗）以及明末无善无恶论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另一个维度，即“真妄”的维度。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潘金莲的言行举止之中，确有某种活泼的世情与率性真机，隐现其间。

也就是说，作者写出潘氏之恶的同时，也极写潘氏之“真”和“趣”，并暗中寻求读者认同。这也是导致潘金莲这一形象，在后世反复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若无视作者在特殊历史与时代背景中建立起来的“真观”或“真妄观”，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便无法得到完整和准确的评价。

这里我们要注意，从佛教的立场来看，处于“真”的对立面的假与伪，固然属于“妄”的范畴，但“妄”所指的并不仅仅是虚假与虚伪，还指向处于暗昧状态的虚妄不真，比如说“迷”、“幻”、“执”。潘金莲深陷于自己的欲望之中不能自拔，从佛教“真妄”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最大的“虚妄”。但在世俗人情的层面上说，作者对潘氏作为一个“恶人”的真趣，进行了谨慎、隐晦同时又充满矛盾的肯定。这样一来，“真”所具有的独立价值，第一次从传统的善恶论中被分离了出来。换句话说，《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佛教的真妄观，通过“佛眼”的超越性视角，在文学上建立起了全新的“真伪”或“真妄”维度（这一创造性的思路，后来为《红楼梦》所继承），在传统善恶论的背景中，第一次系统地确立了“真”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