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善无恶（第2/3页）
随着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特别是社会日渐功利化的趋势，程朱所谓“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41]的僵化道德观与善恶观，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情势。善恶的直接对立、传统的善恶之分应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无力，当然不只是王阳明一个人看到了。同时代的很多人，甚至包括王阳明的论敌也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如何评价因社会商业发展而带来的功利性，如何评价欲望、尤其是情欲，如何应对商人崛起和阶层流动，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新课题。万历年代担任首辅（相当于宰相）的政治家张居正，曾明确地表述过这样一个看法：
故有在昔以为善，而在今以为不善者矣；有在此以为善，在彼为不善者矣。[42]
无独有偶，李贽也几乎说过同样的话：
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43]
在此种情景之下，如果一味地执念于传统善恶之分的僵硬标准，其结果恐怕只能导致“伪善”的出现，甚至只能走到善的反面即“非善”。关于这一点，李贽说得更加斩钉截铁：如果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之中，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结果就只能是没有是非。
明末社会中思想界的状况，诚如王阳明所批判的那样，孔孟真义已经沦为装点门面、饰智矜愚的训诂之学、辞章之学和记诵之学。而在社会的现实层面，出现了人人都在“行善”，而“恶”却周流于天下的悖论。关于这一点，《金瓶梅》表现得尤为深刻。
要想有效地应对这一现实，挽救善恶混乱、伪善涌动的局面，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重建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来处理善恶问题（依我之见，这正是王阳明引禅入儒的根本原因）。而要建立这个系统，必须首先让心体复归澄明无碍的“本来”，回到“空”或“无”，回到无善无恶、廓然大公的状态。只有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真善”或“新善”才有可能得以进入。这也是王阳明的后继者想要解决的问题。王龙溪的“四无说”，一语道破其师“四句教”所包含的玄机，立足于从“无”的立场，将无善无恶解释为归于“无”的至善。阳明将他称为“利根之人”的首选，可谓目光如炬。
而李贽则更进一步，连王龙溪的“无”也要否定。李贽对于阳明的无善无恶的理解，更多的是侧重于“无善”上。这毋宁说是源于他对“伪”的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所周知，在晚明社会，不论是学术论争还是文学艺术创作，“嫉伪”都是其思想倾向的共同特色）。也就是说，李贽所谓的“无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上流行的“善”是虚伪的，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根本经不起推敲。所以他要回到彻底的“真空”，回到比“赤子之心”更深一层的“童心”上去，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然，我们不应该误会，认为李贽的“真空”不过是虚空或空无一物。实际上，他苦心构建这个“真空”，正是希望新的“理”能够从中孕育并生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伊斯兰教家庭背景的李卓吾，作为明代思想界的盗火者，或者说作为最具叛逆性格的思想家，他的“真空观”不能不说是思想界的一大奇迹，其中包含着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这样石破天惊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诉求。他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就连黄宗羲、王船山都将他视为异端，他在后世之遭人诟病和误解，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还应当提及，李贽历来也被认为是《金瓶梅》可能的作者之一。考虑到李贽对小说特别是《水浒传》和《西游记》的兴趣，考虑到他强烈的“嫉伪”倾向以及对于“道学”的深恶痛绝，考虑到李贽的言论与《金瓶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有着太多的共同点，这种推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
那么，《金瓶梅》与明代中后期思想中流行的“无善无恶”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金瓶梅》的立足点，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批判。这种批判过于严厉峻激，不留任何余地，使作品弥漫着强烈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气息，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引入佛道，作为世人在绝望的现实社会中可能的超越性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中无善无恶的相对主义立场，主要来源于禅宗（也包括道家的“无为”与“虚静”），应该说没有什么疑问。但《金瓶梅》的无善无恶，与阳明学的“无善无恶”论，也并非全无关联。如前文所说，王龙溪与李贽等人在继承并推进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论之时，主要的侧重点在“无善”上。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在“真空”或“无”的状态下，重新确定善恶秩序。而这种冲动的心理依据则是“嫉伪”。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金瓶梅》的世界，从现实社会的层面上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无善”的世界。西门庆就不必说了，从蔡京、翟谦至夏龙溪，大小官员无不忙于权钱交易、徇私枉法、颠倒乾坤、尔虞我诈，为一己之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开封府尹杨时（龟山）在花子虚、李瓶儿分家财一案中，看蔡京之面收受贿赂做分上，乱判葫芦案，叙事者居然称此人“极是清廉”（十四回）；清河知县霍大立在吴月娘状告女婿陈敬济一案中，先将陈敬济问成绞罪，后受了陈敬济一百两银子，“一夜把招卷改了”，将死罪改为 “运灰赎罪”的缓刑，而使他免于处罚，叙事者仍然称道他“为人鲠直”（九十二回）。连“极是清廉”的“鲠直之士”尚且如此，当时的宦情之糜烂、法律之贪墨可以想见。作者故作反讽，不仅极写官场的营私舞弊之“无善”，亦着眼于官场伦理的善恶混乱、是非颠倒。
因《金瓶梅》刻意描写的是市井生活，故而对读书人着笔不多。有之，则是温葵轩、倪秀才之流的满嘴道学与丑态百出。《金瓶梅》中凡提到读书人，都以“咬文嚼字”四字一笔抹杀：提刑官夏龙溪一见蒋竹山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就立刻断定他是坏人；薛姑子为吴月娘讲经说法，竟然也模仿读书人咬文嚼字的腔调；而作者借潘金莲口中“我不信他一个文墨人儿，也干这个营生”，更是一语骂倒天下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