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禅与念佛（第2/2页）

首先，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新型商人，真正信奉的是金钱至上的原则，佛道的说教和戒律对他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西门庆“不信而姑信”的立场，与中国古人对虚诞邈远的鬼神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传统理念遥相一致。

再次，西门庆身上这种不信而犹信的矛盾状况，恰好从反面揭示出世俗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或者说，世俗佛教活动的兴盛，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虽不信佛，也不得不与佛门中人保持往来，施捐财物。

最后，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明末社会，由于商业发展、社会失序而兴起的金钱至上论，尚未有力量完全脱离传统伦理思想（包括佛道观念）的影响，像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的商业社会那样，建立起牢固而神圣的金钱信仰和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换句话说，金钱虽可满足声色之欲，但还不足以成为一种自足的价值信仰系统。西门庆对已经迂腐而失效的传统价值伦理，仍然心存敬畏。

总而言之，以《金瓶梅》 作者的立场而言，不论是吴月娘，还是西门庆，不论是吴氏吃斋念佛的“至诚”和“痴迷”，还是西门庆财大气粗的“施舍”与“功德”，均未能挽救西门庆欲火亡身的命运，也丝毫未能改变西门庆家族由盛转衰、曲终人散的最终结局。世俗的诵经念佛，其虚伪和诡妄，由此可见一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世俗佛教生活的批判，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即明代社会极端功利化的贪欲和“金钱至上”的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佛教界。世俗佛教与功名利禄同流合污，客观上已成为个体满足无尽欲望的工具。作者这一见解，与王阳明的判断一致：“（世人）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27]

不过，《金瓶梅》虽然对诵经念佛以求福报、施舍积善以图富贵的功利性世俗“佛法”进行了直接的批判和否定，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作者将佛道的“空观”或“虚寂无为”作为统御全书的主导思想。如前文所说，佛、道的思想贯穿作品始终，成为此书结构的一大关键，实际上已开《红楼梦》之先河。“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七十四回）这样的格言警句，到了《红楼梦》中，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不同之处在于，《金瓶梅》从世俗生活渐入佛道之境，可谓由入世而出世，由现实入虚渺；而《红楼梦》则是预先安排了神话式的佛道结构，可谓由仙界而历红尘，由虚转实，再化实为虚。

《金瓶梅》第一回，写到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之时，有一个细节颇可留意。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等人，聚在一起商议结拜的地点，伯爵像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到那日（结拜之日），还在哥这里，是还在寺院里好？”谢希大建议说：“咱这里无过只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这两个去处，随分那里去罢。”最后还是西门庆拿了主意：“这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里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庙吴道官与我相熟，他那里又宽厂，又幽静。”

其实，结拜一事何处不可，为何非得牵扯上僧道仙佛？西门庆所谓“结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一语，尤属可笑。僧家固然不管，道家如何就管呢？真正理想的去处，倒应该是儒家的祠堂，或者是刘、关、张义结金兰的桃园。这段文字轻描淡写，却将此书的一大关键和纲目暗暗托出。最后的结拜之地，选在了玉皇庙，而作为陪笔出现的永福寺，就成了一大埋伏。

永福寺与玉皇庙，分别作为佛、道义理的象征，多次出现在《金瓶梅》中，影影绰绰，时明时暗。直至小说末尾，吴月娘去泰安进香，在碧霞宫遇险而避入雪涧洞，受到普静法师的点化，西门庆唯一的子嗣孝哥在永福寺出家，全书的结构纲目才得以清楚地呈现出来。也就是说，《金瓶梅》全书，实从玉皇庙结拜（热结）始，由永福禅寺出家（冷收）而终结。在这样一个草蛇灰线、千里埋伏的线索之中，作者由道始，由佛终，道、佛并重而统摄全书。

除了玉皇观、永福寺之外，小说中写到的其他道观与寺院不下十数个。而出入西门庆之家、与他时相过从的，既有和尚、尼姑，也有道士、真人。这样一来，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观和出世观，与小说现实层面的生活（儒家伦常）就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关系。佛道世界观与价值观，特别是“真妄之分”，既可以视为对世俗欲望及乾坤颠倒之乱象的批判利器和批判动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对后者的超越与归宿。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金瓶梅》中，作者所刻意构建的，并非是佛道与儒家的对立，而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作者引入佛道系统，也不是为了反对乃至取消儒家伦理，而是出于某种不得已。在明代末世，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对现实生活正在失去应有的作用——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日常聚会中，有圣人之称的孔子，常常沦为戏谑与讽刺的对象。作者引入佛道的苦衷，与王阳明及其门徒“引佛入儒”的动机大致相仿。其根本理由，都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从这个意义上，《金瓶梅》的“作者意图”，与阳明学、明末的三教合流及三教一致论，实有很大的内在关联。

客观地说，词话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摒弃儒家思想，相反，字里行间随处充满了乡村学究式的儒家道德说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的第九十九回，词话本中有一段归结全书旨意的 “开篇诗”，在绣像本中遭到了删除：

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

见机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语戒无伦，儒书贵莫争。

好个快活路，只是少人行。

在这首诗中，作者明确将佛道的见机妙悟与儒家伦理的制欲莫争并举，借此批判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正因为《金瓶梅》所试图构建的，是佛道义理与欲望的对立，吴月娘式的功利念佛以求欲望满足的“修行”，沦为被否定乃至批判的对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金瓶梅》作者对于佛教的态度的复杂与矛盾，特别是“以佛反佛”的观念，实际上与明末佛教内部的禅、净之辨或禅、净对立，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