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思想与道德（第2/3页）

在这封写给顾东桥的书信中，王阳明观察和讨论的对象，主要是官场的功利之习。大概作为一个官员，阳明对明代中后期的官场更为敏感吧。“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应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现象，王阳明对此痛心疾首，实有所指。另外，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和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官员，对于时代变化的反应不仅极为迟钝，甚至深陷于这样一种功利之习中不能自拔。所谓“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或“圣人之学”，实际上已是无从谈起。而对于当时学术的失望，阳明在下面这段话中表达得更为痛切：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辞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之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5]

这恐怕是王阳明提出“方圆规矩之变”，重返至易至简、易知易从的“圣人之学”、复心体之同然的出发点所在。

王阳明对朱子学的质疑、诘难与驳正，涉及天理、性命、格物和亲民等诸多方面，然而作为其学术的荦荦大端，并对晚明至清代学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内核，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知行合一说、良知说以及无善无恶论。

针对阳明学在思想史上产生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做过系统的论述：

首先，“王阳明看到了朱子学式的理观（君臣上下一元化的“一”之定理）已无法充分应对当时的乡村内外的各种矛盾，在这种现实认识的基础上，他针对各种矛盾具体探索能适应现状的秩序伦理（事上磨练），并且，他还把这种伦理判断的实施全权委托给了实际面对这些矛盾的现场当事人。”[6]也就是说，王阳明提出“临事”的重要性——“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7]；因而强调“事上磨练”——喜怒哀乐，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皆是事，而“事变亦只在人情里”[8]；而“临事”必须以“事变”为要——事变之亟，舜可以不告而娶，武王可以不葬而兴师。[9]

其次，在朱子学的框架下，依靠士大夫的道德完善，自上而下地感化民众，被认为是维持乡村秩序的关键所在。而王阳明摆脱了这种格物穷理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将道德的承担者从官僚士大夫扩大至地主、市井商人、农民和工匠。所谓人人可以致身尧舜，“满街皆圣人”。心即理，良知即为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这样的表述，无异于唤醒了各阶层民众的主体意识，并由此开辟出使“理”相对化的道路。

最后，破除理障、强调“无善无恶”以及“吾心之是非”，排斥了“理”的既成规定性，并把现实关系纳入“心即理”的认识模式中，由此，欲望进入理的内涵之中的路径也被打通了。[10]

然而，如果将阳明学看成是对朱子学的彻底抛弃和反正，将王阳明视为反体制的或反君臣一元化伦理秩序的思想家，则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王阳明何尝不认同并维护“天理”的重要性，何尝不讲求孝悌，何尝不对耳目声色之害深恶痛绝，何尝不强调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这四端之心。他曾多次对门下弟子诫训，要他们“念念要存天理”[11]，“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12]，而且“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13]。

应当说，阳明学对朱子学有因有革，有承续也有扬弃。最重要的是，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朱子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理、气关系上，主张理、气一元；在性、理关系方面，主张心即理，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在对善恶是非的判断上，改“迁善去恶”为“无善无恶”，善恶为一物，善恶皆天理。最后，由于他把现实社会的紧张关系纳入到了天理的范畴之中，这就等于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为“理观”的进一步变革——最终将普遍意义上的人欲乃至情欲一并纳入“天理”——而打开了大门。

如前所述，阳明学的初衷，是为了重组正在面临崩溃的社会伦理秩序，以良知之学来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在《答聂文蔚》一书中，他的这一急迫心情表达得更为清晰：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14]

不过阳明的这一救世愿望，在客观上或许加速了社会体制的崩溃和瓦解。换句话说，他时时刻刻强调天理，却最终走向了人欲。至王船山，“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这样的经典表述终于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成为了明末清初的主流思想。

至于说阳明学在后世的传播、变异乃至曲解，则是另一个问题了。王阳明生活的弘治、正德年间，与嘉靖以后的明末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界限。也就是说，嘉靖以后的社会，具有更加浓郁的晚明末世色彩——社会风尚更为颓废，价值观空前混乱，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阳明学到了王龙溪、王心斋、李卓吾、赵大洲、邓豁渠等人那里，其思想、学说与王阳明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拓展、转折和变异。

有迹象表明，王阳明在世时，对于其学说在后世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并非毫无预料。比如说，王龙溪在《天泉证道记》中所记述的师徒二人在天泉桥上的对话（著名的“四有”“四无”之辨），已经昭示出阳明对其学说在后世的命运有了基本察觉，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阳明学说在明末被简化和曲解，甚至成为颓废士人纵情声色、善恶不分的借口和方便法门，可能是阳明始料不及的吧？实际上，即便是阳明弟子也为此感到忧虑。明末的“渐、顿之辨”以及关于“无善无恶论”的巨大争论，都可以视为明末知识界对于“王学末流”的主动纠偏。

实际上，阳明心学在明代的出现，可以被看做是中国社会在明清之际发生的思想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革新运动自吴与弼、陈白沙（献章）开始发端，自阳明而大成，至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而开出新局。思想界的大变革，总是与思想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密不可分。那么，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到底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思想界的这一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