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莱津集中营的纳粹管理人是冲锋队的上校卡尔·雷姆(Karl Rahm),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是特莱津历任管理者中,最热衷于“宣传”的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夏日,雷姆把一名担任过导演的荷兰籍犹太囚徒库特·吉隆(Kurt Gerron)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为特莱津拍一部宣传片《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

许多被纳粹划为犹太人的特莱津囚徒,其实只是有一点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从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没有区别,他们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雷姆规定,这些犹太人都不准在电影中出现,只拍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犹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摄伪造的场景,在所谓的邮局,犹太人一个个捧着假包裹从里面出来。还命令拍摄一些犹太人在特莱津城外的河里“游泳比赛”,当然,这在现实的特莱津生活中,是绝不容许发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摄现场,在“游泳”镜头之外的护城河岸边,一大批冲锋队员荷枪实弹,对着游泳的囚徒,以防他们趁此机会逃跑。

雷姆还安排一辆列车,带来一群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在虚假的欢迎仪式上,雷姆等冲锋队高层官员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还从车上亲自抱下一个孩子来。影片一结束,一切恢复常态,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个被雷姆从车上抱下来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车、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

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墙被粉刷了,运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甚至运来鲜花抢种。在红十字会到来之前,他亲自参与对囚徒的“甄别”。挑选那些看上去还比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爱的犹太女孩,让他们出现在参观团要走过的地方。甄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残。在红十字会预定要来参观的六月,就在他们到达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选下来”的囚徒,送往东方的死亡营“解决”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红十字会如期来临,其中还有丹麦红十字会的主席。他们被纳粹引导着,走过一条被粉饰过的线路,遇到被挑选过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他们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胁之下微笑,回答说,他们对特莱津的生活“太满意了”。他们还看到,犹太人是“自治”的,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是受到纳粹的“充分尊重”的。他们看到,犹太人委员会的赫尔·埃普斯坦博士(Herr Eppstein)衣冠楚楚,从汽车里下来,冲锋队的军官还去为他开门。为了这一幕,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些冲锋队员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位广泛受到犹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红十字会离开的一个月之后,被雷姆下令枪杀了。

雷姆志得意满,“宣传”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挡人们知晓一些事实,而夸大另一些事实,甚至制造假象,这个世界的舆论就被你操纵了。不仅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被轻易蒙骗了,而且,在将来,人们看到由“犹太人导演拍摄”的特莱津纪录片,不是就真的会以为特莱津是纳粹“送给犹太人的一个礼物”了吗?按照纳粹的宣传: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艰苦战斗,我们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却特地安排他们集中居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纳粹对这些“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是何等的慷慨。

宣传最怕的是真相的败露。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 Fritta)、布洛克(Felix Bloch)、乌加(Otto Ungar)和哈斯(Leo 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 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