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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仁波切会说，他是苏菲，或者天主教徒。我以为他会问弗里敦夫妇，他们有没有见过任何人临终的一刻，有没有每天静坐两个小时观察头脑的运作，或者有没有试过三年禁语。他却说道：“我觉得佛教不是你很喜欢的东西。”又是一句简单的陈述。

“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教授说，接过高球，把它扣杀过网，“这关乎它是一门健全的哲学，还是某种反唯我论的劣品。”“他不会懂这个词的，亲爱的。”

“那就胡说，某种胡说。”马修说。

“可能是胡说。”仁波切把一只手放在马修的胳膊上，就像要安抚他，或者把他扭回来面朝我们。“可能是。我们怎么检验呢？”

“在我们的传统里，”马修说，“几千年来的检验就是我们叫做逻辑的东西。”

“啊。”

“而且，老实说，我从不觉得佛教能过关。无意冒犯，请别见怪。”

“你冒犯不了我的。”

“你不是每一天都能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上发现一个仁波切，有机会去……而且给他一个机会来捍卫他自己的宗教所依存的理念。”

“不是一个宗教，”仁波切开心地微笑着说，“不是佛教，我不是。”

“呸，纯粹的语义学。”

仁波切迷惑地转向我，我说：“文字游戏。”

马修说：“不完全是。”

谢天谢地，之后轮到我们开始玩了。我提示马修，他示意妻子她应该第一个开球。我年轻的时候也玩过几回迷你高尔夫——在科德角，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几乎每晚饭后都去玩一局。但我们从没面对过现在这样的挑战：一条狭长的绿色地毯球道，有四个一英尺高的隆起，大概间隔五英尺。球洞在第三个和第四个隆起之间。“这个要人命啊，”伊芙琳开心地说，“我大概应该写下一个六杆，然后捡球走人。”

马修大笑。“不，不，宝贝。算我们家的总杆数。”

“你们玩钱的吗？”我问。

马修扫了我一眼，眼神中有某种难色和恐吓。“是在叫板吗？”

“不，只是问一下。”

“有时玩钱。你想玩吗？”

“不怎么想玩。”

“我玩。”仁波切说。

“想必你还可以一边练习你的11门语言。”

“宝贝！”伊芙琳突然插嘴。“你为什么要对这个人这么刻薄呢？人家对我们做什么了，说到底还是你邀请他加入我们的。”

马修似乎很惊讶，甚至被这句话刺伤了，这倒让我很惊讶。我之后想到，他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甚至大体上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话里阴暗隐蔽的出处。我能从他瘦削的脸上看到类似在圣母大学修女的容貌中见过的表情，类似与我的旅伴前几次谈话中我内心所感受的情绪。仁波切的存在方式，他的性格，声音或脸庞，带出潜伏在我们这种人心里的恐惧，我们这种满脑子思想的人。这种恐惧一直在安睡，直到他顶着光头、穿着红袍，从容地出现。当它醒来时，我们不得不用虔诚、用博学的言论、用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尽可能地赶紧把它盖住。

“仁波切和我来场比赛怎么样？”马修提议。被妻子的问题提点过之后，他尝试调适语气，回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状态，他成功了一半。“来场决斗吧。我们会像《夜色温柔》里的巴班和麦吉斯科，或者《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和帕威尔叔叔。我引用的书目合乎规矩吗，伊芙琳？”

“他不会理解那些出处的，甜心。”

马修似乎没听到。他把间距稍宽的蓝眼睛聚焦在仁波切的脸上。“你怎么说，先生？一场决斗。西方理性主义对阵东方的神神叨叨，在迷你高尔夫球场的超自然场地上决一胜负。赢家可以问输家一则公案，那很公平，不是吗？输家得等到公案的回答让赢家满意为止，才能吃晚饭。”

“我们玩友谊赛就好。”我说。

仁波切的宽脸变得难以琢磨。我试图引起他的注意，给他发个暗号：不要啊！万一你输了……我们必须吃……所以不要啊！“好，”他过了片刻说，“好，可以。”

“啊哈，真棒。去吧，亲爱的，让我们看看是怎么玩的。”

伊芙琳站好位，笨拙地朝亮黄色的球挥杆，把它推向了第一座小丘的半山。它滚回她的脚边。

“宝贝，给我好好打。”

她强作欢颜，再次挥杆击球，这次力气更大，球朝一旁飞去，从板子上弹开，勉强过了第一座丘。“现在该我了，”马修说，“我要让这位大仙有幸见识到我的球直飞进洞。”他弯腰探球，模仿起我有时在周日下午的电视上看过几分钟的真正高尔夫球手。他把球杆握了又握，研究击球路线，再一次重新站位，终于击出了球。球翻过第一座、第二座，稍快地翻过第三座小丘，最后飞过了第四座小丘，离球洞远得很。

我站起来，挥出差不多的一杆。我的绿球落在不超过马修的棕球一英寸的地方。

轮到仁波切了。他把球摆在地毯上，俯身在上方的样子让我想起他在保龄球道上的移动姿态。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在试图模仿他见到的样子。我担心我们会再次面临对峙，仁波切的球疯狂地飞到右边，砸到在度假的一家人，仁波切去追球，更多道歉，比赛拖了又拖，而马修轻松获胜，大肆吹嘘，连珠炮似的喷出讥讽之词，像个手握榴弹发射器的悲伤小丑。这件事以灾难告终：仁波切没能答出教授的公案，我本人不能吃饭。

仁波切用粉色球来玩，当然，那是他最爱的颜色。他迅速地小挥一杆，球平稳地攀过第一个小丘，又攀过第二个，同时失速，刚好到达第三座丘顶，然后直线下落，正好进洞。我大呼一声。隔壁球洞的一个爸爸一直在观战，他小声地喝彩。连伊芙琳都高举双臂一秒。

“啊，是好球吗？”仁波切询问。

伊芙琳和我努力完成三杆进洞，而马修，他挥动着看似确实昂贵的推杆，把他的球来回击过小丘，随着挫败感的剧增，打得越来越差，他试图一笑而过，仿佛这对他毫无影响，不存在赌注，不涉及自我，无关乎心态。他打了七杆。

从那以后，游戏异常缓慢地拖延下去。我们打完一个洞，等着，打完一个洞，再等，弗里敦夫妇和我们之间形成了可怕的紧张感。仁波切要不就是以前玩过高尔夫球，要不就是在这个游戏上天赋异禀，或者我个人还有个理论，就是他在运用某种瑜伽魔法，因为他连续两次一杆进洞。马修在半场标志时已经落后九杆，还剩四个洞时落后七杆。到那个时候，伊芙琳已经采取一种中立的沉默。马修打出一个一杆进洞，终于，在最后一个洞时，为自己赢得了下次的一场免费局，而仁波切打出了笨拙的四杆。不过，还是斯科沃罗季诺的专业选手赢了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