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吉祥物 CHAPTER 12 THE MASCOT

胡安·萨尔瓦多挽救大局

In which Juan Salvador saves the day

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按理说每个学生的状态都应该不错,然而过了不久,便有一些学生生病或受伤了,所以学校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呼吸新鲜空气,坚持锻炼,鼓励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到操场适度活动,甚至去河边散步。

很快,一小群这样的学生过来问我,能不能带胡安·萨尔瓦多一起去操场遛弯,看别的孩子玩橄榄球,顺便让胡安·萨尔瓦多见识一下橄榄球这种所谓的“绅士玩的无赖游戏”。

他们带企鹅观看的是两支十四岁以下的球队的比赛——由我担任裁判。胡安·萨尔瓦多和他的观战小团伙待在一起,他们在边线外侧跳上跳下地给朋友们加油,发表一些诸如“快拦住他,你这条懒虫”之类的有益评论。

神奇之处在于,胡安·萨尔瓦多总是站在边线外面,和伙伴们站在一起,从来不乱跑,他和不同的朋友观看了许多场橄榄球赛,每次只会在边线外跑来跑去,密切注视比赛的进展,却从不走进场地或者靠得太近,如果场上的队员向他这边冲来,必定有好心人出手抓住企鹅,把他挪到安全的地方。

当然,尽管未满十四岁,选手们也很快意识到,胡安·萨尔瓦多是一只能让他们发挥大无畏精神、克服恐惧赢取胜利的企鹅。所以,他正式成为橄榄球队的吉祥物,也毫无疑问地为被他罩着的球员们带来了好运气。(也许是被球员们罩着,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罩着谁。)

过了没多久,一个温暖晴朗的周四下午,在球队吉祥物的谨慎注视下,我为一场重大比赛的预选赛担任了裁判。比赛接近尾声时,传来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

那时候打电话和乘坐国际航班都要支付极为高昂的费用,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参照这个事实:当时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往返航班使用的是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VC10型客机(VC10曾是一种极为出色的飞机),票价一度超过一千英镑,而英国人当时的平均周薪只有大约五十英镑。

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达到了用不起的程度——大概比现在贵五十或一百倍——个人之间恐怕只有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国际长途。不过这并未带来太大的不便,因为航空信平均不到一周就能寄达目的地,而且,如果寄信时“时机凑巧”,投递时间至少可以减少两天,而且航空信很便宜——只需几便士。我每周都尽职尽责地至少给家里写一封信,与亲戚朋友也频繁联系。自从胡安·萨尔瓦多不期而至,我的去信皆以描述企鹅生活为主,着实给英国的亲友带去不少欢乐。书写和接收手写信件的乐趣固然毋庸低估,不过到阿根廷以来,我与亲友们确实没有通过电话,直到那个特别的下午。

有人从操场对面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呼唤我:“特伦特夫人说,有一个国际电话找您!”——学生们以接力赛跑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我,这是一种非常合适的传信方式,因为校园很大,办公室和操场相距至少半英里。我望望孩子们和胡安·萨尔瓦多,示意他们把企鹅带回露台,不要等我。

国际电话服务分为两类,其一是“地区对地区”,这种比较便宜,但电话一经接通就开始按分钟计费;另外一类则是“个人对个人”,价格是前者的两倍,不过只有在受话人来到座机旁,拿起听筒说话的时候计费才开始,如果受话人因故无法接听电话,是不收费的。

我只能猜测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是唯一可能让人打来国际电话的原因。毕竟“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是吗?显然,有人死了。各种可能性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的祖父母已经八十多岁,我离家时他们都还硬朗,我的父母已经六十多岁,但他们在信件里没有提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难道是兄弟姐妹或者其他朋友?似乎也不太可能。在这种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某些人,噢,千万不要是……冰冷的焦虑攫住了我,我觉得脸上的血液全部化为冷汗流了出来。这与刚才比赛时身体的忙碌无关,完全出于我的心理作用,我拼命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我抬脚跑向办公室,但每跑一段就不得不走几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到达办公室时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终于,我来到了校务办公室。

我会不会为此飞回英国?我甚至想到了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的银行账户里有应急用的机票钱,但只够买单程票,怎么回来呢?我在阿根廷才住了不到一年,探险生活尚未正式开始,噢,命运真是不厚道!当时单是回英国的机票钱,放到现在都能买一辆家用小轿车。当然,我不太可能为了自己根本没有见过的远亲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不是吗?可如果是……的话,就不一样了,噢,拜托,千万不要是……

我心脏狂跳着来到办公室,踢掉沾满泥浆的鞋子跨进门去。校务秘书莎拉给了我一个温和关切的笑容。她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年轻的外国教师都喜欢来她这里寻找安慰。

黑色的电话听筒躺在她的办公桌上,颜色似乎预示着不祥。想着它可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怨恨地盯着它。莎拉一手拿起听筒手柄,一只手捂住话筒。

“是个人对个人的,所以不要着急,等你呼吸平稳了再说话。做几个深呼吸。”她低声对我说。

她对国际接线员撒谎道:“他还没过来,请再等几分钟。”

她放下电话,绕着桌子走过来,勉强朝我笑笑,手指碰了碰我的胳膊,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要坚强”,然后便走出了办公室,关紧了门,保证我的隐私。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电话,尽量用沉稳的语调说:“你好。”

“您好。”国际接线员说,“这里有个电话,个人对个人,是汤姆·米切尔的母亲打给他的,您是他本人吗?”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很尖细,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我妈打来的……所以这意味着……我觉得快要崩溃了,我的世界的根基已经开始散架,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就知道……

我几乎要对着那个遥远冷淡的声音尖叫起来。

“我是。”我说。

“您的电话已接通。”她说。

“哈喽,妈妈?”

“哈喽……是你吗,汤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汤姆?”

“是的,你能大点声吗?我听不太清。”

“这样好了吗?你现在能听清了吗?”

“是的,可以了。”

“噢,你好,亲爱的!生日快乐!”

“什么?!”

“生日快乐,亲爱的!我打电话来祝你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