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

世界上的事往往阴错阳差，我成为北京歌舞剧院的一名职业编剧，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不喜欢文学，小学老师给我的作文批语是杂乱无章。上中学语文课走神，上中专提笔忘字。有时也扪心自问，我怎么成了作家了呢？想当年我吹笛子吹出一朵花儿来都没出名，现在写相声却出了名。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因祸得福结缘相声

我以前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队吹笛子，“文化大革命”时战友文工团分成了好几派，领导都靠边站了，一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段时间没人管我。我们团在八大处，我家住在崇文门打磨厂下东河沿，那时候穷买不起月票，每天上班就靠那辆除了轮子不爱活动哪儿都爱活动的破自行车上班！为了保证能到达单位，我骑着破自行车带着气筒、胶水随时在路上补胎，为的是到了团里露一面，然后蔫不出溜儿地就回家了。后来不知哪位看着我不舒服向上反映，临时的领导班子让我上班，晚上不能回家。我提出了我的困难，他们就让当时的反动艺术权威高元均腾出一间房来给我住。

刚到这屋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就找了一些不用的舞台道具作为家具。那会儿三天两头抓人，带走的不是走资派就是反革命。我出身不好，我爱人又胆小，每天为我担惊受怕。后来夜里时不时地抓人，抓人从来不事先通知，也没有逮捕证，睡得好好的觉突然楼道里冲进一帮人，把人从被窝里逮走，形式恐怖，人人自危。

每天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生存，最后把我爱人吓得都有些神经了，经常是在初睡时突然喊叫或一哆嗦。她一惊一乍的搞得我也非常紧张，每天都研究怎么才能让她睡踏实觉。于是我开始下功夫摸索，我发现她惊吓一般都在睡着后几分钟之内，于是我在她渐渐入睡的时候捅她一下，发现惊吓症状竟然消失了。可是有时候时间、力度掌握不好，我爱人还是会惊吓，一时间搞得我焦头烂额，后来每天给她吃镇静药也无济于事，这让我一筹莫展。

有一天我听了一个笑话，说是舞蹈队有个女孩子，翻开《毛主席语录》念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底下有林彪的签字。因为是草书，她不认识，就问：“哎，这个扑虎是谁呀？”她把林彪念成了扑虎。我把这个笑话说给我爱人听，她也觉得非常可笑。那晚她精神放松竟然出现了奇迹，没有犯惊吓！后来我就每天找笑话念给她听。她天天听天天能睡好觉。然而，哪有那么多笑话呀？为了找笑话，我就拿团里的相声集（那年代相声集也是禁书，也不能公开念），晚上我们俩就偷偷地念，每次都能通过念相声享受到喜乐。不久我复员到了首钢，楼下有一个老师傅是首钢业余曲艺团的，他也有一些相声集子，我跟他借来继续念。就这样坚持念相声取乐治病，我爱人的病居然好了，再也没有犯过。我也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相声的规律，为后来写相声打下了很深的根基。这不歪打正着嘛。

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

1968年我复员回到了首钢，因为1958年我就到首钢学徒，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时首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张俊明得到信儿，就把我调到了首钢宣传队。本来我不想再干了，可是由于自己出身不太好，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怕落个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虽说是业余的，因为长时间的脱产，跟专业团体也差不多。

大家都认为我是文工团曲艺队下来的，搞过专业懂得多，所以编节目的事就落在我身上。自从接过了那杆笔，一有时间我就编节目，俨然成了写作者了。

俗话说“熟能生巧”，在业余宣传队时间长了，总编节目，水平也会潜移默化地提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写诗的、写戏的，包括我这写相声的，大都是在那时候的宣传队锻炼出来的。这就应了这句话：“时代造就人，草莽出英雄！”

后来我闲得没事就试着写了一段相声，开始这段相声不像个样子，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写完厚厚一本，我给一个喜欢相声的同事看，人家说你这好像是相声小说，太长了没法说。后来一点一点地改，最终找到了要说的主题，取名叫《师傅和我》。《师傅和我》说了这么个故事：

甲以第一人称出现，小学徒工原来看不起师傅，一分到班组，看哪儿哪儿别扭，觉得师傅也不高大，什么性子慢、动作慢呀；自己是麻雷子脾气，一点就着，没有自己麻利快；等等。在实践中小徒弟才逐渐地认识了师傅，看到了自己与师傅的差距，下决心跟师傅好好学徒。

相声写出来，在首钢宣传队没找到合适的演员。正好，我所在的原单位动力厂也有一个厂宣传队，我就拿给动力厂的人说了。当时，动力厂的两个师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章为，一个叫杨光喜。由于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当时首钢领导的表扬。这位领导有一次到首钢宣传队说：“动力厂有两个人说相声，那段相声编得不错，你们应当向下面学习，把人家请来。”大家一听，说这就是廉师傅写的。领导非常高兴，从此，就让动力厂的两个说相声的师傅，每天跟随首钢宣传队演出。

有了和首钢宣传队演出的机会，这段相声有幸被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发现，并参加了比赛，在那次汇演中得了一等奖，受到了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的重视。

在那个年月，专业团体都搞斗、批、改，实际上还是在整人，不能也不可能搞业务、排节目。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老百姓的生活枯燥得很。突然出现了一段相声，很让人惊喜。喜欢相声的人都奔走相告，很快就传开了。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五一、十一都要在首都人民文化宫举办游园活动，各个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要在指定的地点演出。那年很特殊，就是多了一种形式——相声。而每个地点所说的相声，都是我创作的《师傅和我》，因为这个段子经上面同意可以演出了。那时，北京曲艺团也找到了这个段子演出。据后来赵振铎老师回忆，那个时候外地曲艺团到北京找相声，“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这一段《师傅和我》。据姜昆后来对我说，他在东北建设兵团也曾说过这段《师傅和我》。这说明这段相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有个文化小组，组织了一场曲艺晚会，推出了六个曲艺作品。这六个作品是：关学增老师的北京琴书《一盆饭》、马玉萍老师的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儿》、梁厚民老师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大兴县业余宣传队的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还有相声《师傅和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