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感谢出版社能够出版我这本书，感谢为我出书的朋友们给我的热情帮助，使我能借着这个平台，展现我生命历程里的一些难忘碎片。虽说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等我坐下来回忆七十余年往事的时候，确实有许多值得怀念的故事。多少情感，多少慨叹，像一波波海浪在我的心头涌起。

我生于1943年的北京，小时候由于家里生活困难，11岁到天桥卖牙刷，15岁初中毕业就去学徒，再后来当兵，又复员当工人。可以说，在我1979年去北京曲艺团之前，也和很多人一样，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是一名合格的首钢卷线工。然而，我一个没有学过什么中文写作专业的年近不惑之人，后来竟成为了国家一级编剧，我觉得自己真是幸运，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以前有不少年轻人总问我：您怎么出的名啊？说实话，这个话题还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回想过去，我在首钢当工人写点什么都靠业余，我身体不好，妻子反对我搞创作，每次我都偷着写。

夜里我先躺在床上假装睡觉，等妻子睡着了，我才偷偷地把灯打开，趴在床上写。家里用的是拉线开关，我把灯绳拉开不等出响就压在胳膊肘上，然后开写，只要我妻子有动静，我一松胳膊肘电灯就灭了，不会出响，等确认她没醒，我再一次把灯绳拉到快要出响的时候继续写，这可以说是我的专利。

那些年我为了写作，吐过两次血，住了14次医院，因此有的朋友管我叫拼命三郎。我觉得，要想干事没点拼劲恐怕不行，我所认识的编者们基本都是夜里欢。记得我小儿子每到夜里两三点钟起夜，都能看到我在那里爬格子，有一天可能受了感动，说：“我知道怎么出名了！”

以前，北京曲艺团编导组在西单剧场，中午吃完饭大家都要在一起聊天，我却躺在值班的床上睡一个眨巴眼觉，只要醒来扒拉开桌上的东西就写，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有一位叫贾文华的老师说：“他能不出名吗？”

搞创作那会儿，我脑子总不闲着，想起来什么坐下来就写。有一次我坐在民族宫附近的一棵树下写起来，被一位同行老师看见了，说：“这么乱你也能写？你看，屁股底下都是绿色的肉虫子。我低头一看可不是，不知道树上什么时候掉这么多肉虫子？”而且把我裤子都染了，后来洗都洗不掉。现在一想，真应该把那条裤子留作纪念。

我认为做事业，就应该到一种执迷的地步。否则，半爱不爱终究会半途而废。

我没上过大学，但我看过许多书，很多大部头都是在我住院时啃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书是看不到的，幸好，我们厂宣传队有个叫陈小康的，他父亲是电影《南征北战》主演陈戈。他父亲那里有好多书，每次他都给我拿许多让我看。可想而知，一个口渴的人找到了清泉那是个什么心情！

有一年，戏剧学院搞了一届编导班，就是牛群、冯巩念的那一班。我非常想去进修，就报了名，局里同意了，团里却不让我去。没办法，我把教材搞来，心想，你们学什么我学什么得了。就这样我一个科一个科地自学。那时候工作忙没时间学，我是忙里偷闲，为了学习看书，我坐地铁见了熟人就躲，怕别人跟我聊天；晚上坐337路公共汽车回石景山，因为车里的灯光很暗，我就借街上的灯光，汽车在行驶中快到电线杆子的时候光才能进来，我可以趁机看几眼，等到下一个电线杆子到来再看几眼。就这样我坚持把进修课程学完了，想起来也真不容易。

一个人要事业有成，光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行，还得有人提携，就是我们常说的贵人相助，我遇到的贵人就是马季老师。想得到真传就得跟高人学，这是一条成功的捷径。我在业余的时候写了一段相声《师傅和我》，这段相声在当年轰动一时，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段相声是马季老师亲自动手给改的。我也因为这段相声，在相声界挂上了号。1979年，我的另一段家喻户晓的相声《指妈为马》也是马季老师一句一句给改的；1983年我的相声集《约会》更是马季老师鼓励我出的，他给找的出版社并写了序。

马季老师为了让我写好相声，把相声秘籍送给了我。我所说的相声秘籍实际就是广播说唱团出的传统相声集，内部叫四大本。这四大本都是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老师凭口述、用蜡版篆刻、油印后装订出来的，在当时来讲非常宝贵。马季老师告诉我，要想把相声写好，就要好好向传统学习。

得到这四大本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相声秘籍对我后来的相声创作无论是段子结构上，还是组织包袱上，无疑注入了不可缺少的营养。那几年我写的《武松打虎》《包公传奇》《三厢情愿》《风灾》等，包袱多，演出火爆，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相声老前辈王长友悟出其中奥妙，他说：“你的相声包袱，我都能在老相声里找出来！”

马季老师还告诉我一个秘诀，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写，就写相声，等出了大名了，你爱写什么写什么。”我听了他的话，就攻这一门，甚至连快板、数来宝都不沾，果真奏效。我们团也有高人，这一秘诀被曲艺团王素稔老先生看破了，他说：“做事就得像廉春明，他别的什么也不写，就写相声，写出名来了！”

后来，我写了电影，也写了电视剧，那时候我还怕马老师说我。结果，马季的弟弟马树明对我说：“先生说你现在成了，爱写什么写什么吧，先生不管了！”不但不管，而且还鼓励我，让我把传统相声“八大棍儿”改成电视剧。

我写相声有了一点小名气，不代表什么都懂了，我知道我住在北京得天独厚，守着中央电视台，周围净是国家一流的相声演员，所以不是我能耐比别人大多少，而是我的机会比别人多，就是这么回事儿。

山外有山，比自己强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们曲艺团的王增贤老师就是一个。他组织包袱的能力非常优秀，我一向视同行为老师和朋友，便经常向王老师请教，得到了王老师的信任，在关键的时候王老师帮了我的大忙。相声《武松打虎》在创作中始终没有一个理想的结尾，有一天王增贤老师跟我一起熬夜找底，脑浆子都快流出来了也没找着，急得王老师说：“这底太难找了，急得我都快下小老虎了！”我一听拍手称快，说底有了！他说什么底，我说就是下小老虎！你看，多个朋友多条路，能人背后有能人。

这些年来，我还悟出一个道理：做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千万不可自以为是。和演员之间的团结尤为重要。我常说，没有演员就没有作者，为什么？如果没有演员把这块活儿立起来，观众谁能认识你的作品？我的文字相声只不过是个载体，演员把它搬上舞台要进行二度创作。李金斗为了演好《武松打虎》四次到李万春老师家去请教。刘洪沂为了演好《包公传奇》怕嗓子坏了，把酒都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