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令人感喟的友情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这是苏轼赴岭南就任途中的作品。

惶恐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是赣江的十八个险滩之一。“二毛”是指花白头发，“二毛人”即老人，这里用来指代诗人自己。根据苏轼自注，“喜欢”是指蜀道上的“错喜欢铺”，位置在大散关上。第二联读来令人倍觉悲怆：诗人在穷愁困倦的状态里，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出蜀时的情景，那时诗人尚未经历许多忧患，对比现在的处境，除了缅怀过去之外，自然还有许多唏嘘。

在第三联里，劲风吹帆，使船远行，是以说“添帆腹”；水在石上流过所形成的水波，就好像鱼鳞一样，是以说“石鳞”。这两句的遣词用语，非常生动。最后一联的意思是说：回顾我的一生，所经过的险地很多，又何止这么一个惶恐滩。这是宽慰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此时此地的诗人，是很难笑起来的。

将苏轼贬到岭南的，是当时的权臣章惇。

根据《挥麈余话》的记载，章惇的父亲章俞，为人没有什么操守，其岳母杨氏年少而寡，章俞与杨氏私通，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章惇。章惇长大之后，考中了进士，但因为名次在自己的侄子之下，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遂弃而再考，再度中举。

苏轼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对苏轼极为推重，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有一次，两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独木桥前，桥下面是万丈深渊。章惇提议一起走过去，然后在壁上题字。苏轼感到恐惧，不敢过去。章惇笑着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的字样，然后从容走回来。苏轼说：老兄以后可以杀人。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笑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更何况是别人的。

苏、章的关系，后来随着政见的不同，慢慢变得疏远了。在当时的政治主张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党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其间非常绝望，写下了“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新党阵营里的章惇站了出来，他在神宗面前与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当面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

对于这番诘难，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人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杀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弱冠之年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当权之时，主政者尽废新党的政策，他认为新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宜全部弃去，因此又不受旧党待见。宣仁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旧党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宋哲宗亲政，章惇受到重用，对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苏轼尽管不为旧党倚重，但也被列入了章惇的大力打击名单之中。

人说宋代的文明程度如何发达，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朝代里，苏轼依然走得跌跌撞撞，难展才能。他的命运可谓耐人寻味。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以当时海南环境的险恶程度，这个决定无疑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儿子章援居然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很快回信告诉章援，自己与章惇相交数十年，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是君子之争，叫他不要顾虑流俗人所言。但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从大的方面看，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这番议论，说出了北宋新旧党争的一大特点，这应该是那场党争的性质。那些年的士君子，无论属于新党还是旧党，细看其为人，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让人不能轻慢。然而君子之争并不比小人之争好看多少，这场拉锯导致北宋元气大伤，让后人读史时徒生嗟悼之情。

从小的方面看，章惇尽管在后世颇获恶名，但并非奸人，他与吕惠卿那种奸邪之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观其在“乌台诗案”中营救苏轼这一举动即知。吕惠卿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其后处心积虑陷害王安石，这种没有底线的事，并不见于章惇身上。《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持论未免严苛。他疯狂打击苏轼，与他那促狭而刚愎自用的心性密切相关，因为苏轼貌似通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坚持心中原则的人，这两种心性互相碰撞，受伤的往往是坚守原则之人。

另外，我们在同情苏轼遭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在元祐时期，苏轼、苏辙兄弟对章惇的评价或弹劾，也是非常严厉的。总的来说，苏轼和章惇这段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内容，因为里面包含了这些重要的元素：人情之微、人心之险，以及人性之光。